亚历山德拉得知，如果自己这次生的是儿子的话，还有一半的可能没病，而如果是女儿，起码孩子本身不会有什么事的时候，心里略微好过了一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皇位需要继承了。之前连生四个女儿才有了一个儿子，按照概率来说，这次又是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老大欧仙娜朝三个妹妹看看，想了想，说：“看来以后我们以后要提出，结婚可以，不生孩子，愿意的才嫁，否则就不嫁。”刘原说：“你可以生。你三个妹妹本来就不太容易止血，生孩子会比别人危险，所以哪怕只为了自己不为了后代，也是不生最好。至于你们的母亲，我以前也是不懂这些才让她生了那么多个，其实她也有不太容易止血的问题，现在已经怀孕了没办法，只能尽量小心了。”
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也在想：“你们现在是没有遇到心上人才说这些话，真要遇上了，弄不好就是飞蛾扑火，为对方献出生命牺牲自己都在所不惜，更何况是生孩子多冒风险。”
他又说：“我们这家人有这个遗传病，而且出名的有这种病的家庭就这一家，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要是一不小心生了有问题的孩子，身份可就暴露了。”
刘原心想：“血友病这“皇家遗传病”简直就是深埋在血脉里的烙印，不要说改名字了，哪怕有本事做全面整容改头换面一直贴指纹贴都没用——这时候还没有哪家医院有这本事也没指纹贴这玩艺，后代一旦出现问题，随时可以提醒别人你是谁——当然，范围仅限于欧洲王室上层。中国也有血友病患者，他们和维多利亚女王可没有半毛钱的血缘关系。”
女儿们听了觉得也有道理。老四安娜问：“有男的不能生育的吗？”刘原说：“有是也有，但是这样的人少，再说大都外表看不出，要婚后一段时间没有孩子才能发现，就算这样来说不清楚到底是男的不能生还是女的不能生，除非是娶过嫁过好几次的。有些外表看得出的都是一看就病病歪歪身体一塌糊涂的，这种人你们看得上？”
欧洲各国王室里面连续多代人近亲结婚导致后代一身是病，最后生不出孩子绝后的并不少见，最著名的就是哈布斯堡家族。而“皇室血友病”始祖维多利亚女王，她的丈夫同时也是她的表哥。所以，身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的亚历山德拉才有了不嫁给表哥的信条。虽然她现在才知道不嫁给表哥并不能避免后代有血友病，但是起码可以避免别的病。
欧仙娜想着那个自己照料过，再也无缘见面的士兵，心里也在想，就算不考虑身份地位的悬殊——现在也谈不上了，我和他能在一起，恐怕他也不一定会接受不生孩子。父亲说了只有我可以生——还不能百分百保证生的孩子一定没问题，仅仅是我自己风险不会比别人大，妹妹们恐怕只能嫁丧偶带着孩子的去给别人当后妈了，未免太委屈了她们。
亚历山德拉伸手依次抚摸着女儿们的头发，心疼地说：“没有合适的，不嫁人就不嫁了，有这些珠宝单单自己过日子也够了，我的孩子为什么要受委屈呢？”刘原轻轻叹气道：“现在不去想这个了，当务之急是你怎么样，你这个年龄再生孩子，太危险了。这几个孩子的婚事，以后再说吧，也不差这一年。”她们想想也只能这样了。
从这天以后直到亚历山德拉的这一个孩子出生前，均为虔诚的东正教教徒的母女五人，就时常祷告上帝垂怜，能够赐给她们一个健康的孩子。这实际上和抽签希望抽到上上签没什么区别了，有遗传病家族史的人，生孩子的确也和抽签很类似。
这一天，把刘原找去的是捷尔任斯基。他告诉刘原，大牧首又来和列宁同志谈判了，不过还是谈不拢。列宁今天实在没时间，就让捷尔任斯基找刘原来问问，后世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对待宗教问题的，苏联原来是怎么做的也可以说说。
刘原梳理了沙皇的记忆中和宗教相关的部分：
时间回到1905年，距离推翻沙俄政权的二月革命还有12年。彼时，俄国刚刚在战争中输给了日本。在首都圣彼得堡，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工人和要求改革的底层民众聚到冬宫外，要求沙皇政府改革，呼吁更多政治自由与社会公平。在这场运动中，东正教教士加彭（georgiagapon）扮演了重要作用，他在工人中传播教义，发动社会运动。在他的鼓动下，不满沙皇政府的人们举着东正教的旗帜和十字架加入请愿。然而，迎接群众的，是沙皇军队的子弹。假如沙皇既没有被刘原穿越，也没在叶卡捷琳堡被就地处决而是像现在那样被带到了莫斯科，他最有可能的命运就是以这件事为主要罪名，被判处死刑。
正是在1905年前后，东正教正迎来转折的关头。尽管教会在俄罗斯漫长历史上地位显赫。但此时的东正教会，已经面临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彼得大帝在近三百年前推行的宗教改革，取消了教会的牧首制度，代之以一个沙皇政府掌控的圣主教公会。在这套统治下，东正教自身衍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无论是地方教区还是教会高层，腐败、不透明都广遭诟病。西化的俄国城市中产与知识分子逐渐疏远宗教，而虔诚的信众则多来源于农村，文化水平低，在主教们看来，他们是盲目无知的迷信者，甚至是异端的旧信徒。教会组织内部也是沉疴遍地。教士群体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