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发布战争动员令！除了郢都大营出的十万常备军，各地的封君，安陵君、襄城君、权君、鄂君、弋阳君等都必须要出五千甲士，寡人要出兵二十万，攻伐秦地！”
看来楚王真的是气坏了。
竟然要倾举国之力攻伐秦国！
不过诸如昭阳、屈原他们都是一点都不怂的。毕竟楚国本来便是南方的霸主国，国势比之秦国一向是只强不弱的，而且经过了屈原这几年的变法改革之后，楚国明显比之前更加的强大了！
这便是楚王还有楚国群臣的底气！
既然楚王铁了心的想要伐秦，不妨随他去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的楚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具体措施，楚王的权力大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辖关系更为严格。
正在开始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楚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进入战国时期逐渐走向成熟。
然而，进入战国时期，楚国境内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君封邑。这些封君封邑是西周、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继续，但又和旧的封建诸侯和卿大夫的制度有着实质性的不同。
尤其是从战国时期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封君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日趋微弱。封君是楚王所封，在封邑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
因此，战国时期楚国的封君制，是地方行政组织形式的补充。
楚封君数，如从历世楚王来看，楚惠王时13名，悼王时1名，肃王时2名，宣王时5名，威王时3名，怀王时23名，顷襄王时9名，考烈王时2名，幽王时1名，还有3名时代不明。
楚国封君现有62名，比之封君数较多的赵国26名、秦国23名、魏国17名，宋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追赠除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楚国是当时封君最多的国家。
战国时期各国的封君，就其本身身份来说，主要是王族贵族、有功的将相大臣等。楚国的封君主要是王族成员以及春秋以来楚国的旧贵族后裔。
析君公孙宁、鲁阳文君公孙宽是平王之孙，陵君申和鄂君子皙为楚王之子，江君昭奚恤、阳陵君庄辛、邸阳君潘乘等则是以往楚国宗法大家族的后代子孙。
墨翟指责当时“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亲戚则使之，无故（当作功）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战国时期楚国有些封君确是出于国君和太后的宠爱。
如安陵君、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都是由于“面目佼好”而得到国君的宠爱。这些反映了当时楚国政治腐败的一个方面。
楚国的封君，基本上是以封地之名冠以君号，而中原各国的封君除以封地为号外，不少是以功德为号，以原籍或发迹地为号，有的则是雅号、谥号。以封地为号，可以说是楚国封君称号的一个特点。
战国时期的封君和过去的采邑制已不相同。在采邑制下的卿大夫不仅对其封地是世袭的，而且在封地内几乎与国君一样有相对的经济、政治和征兵的权力，并有家宰和邑宰以掌其封土，实际上封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而战国时期的国君在封地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也是如此，他们在封地内的权力远没有采邑主的权力大。如鲁阳文君，他领有封地内的一切行政号令及刑罚大权。
鲁阳文君曰：“鲁（阳）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但也就在鲁阳文君的封地内发生“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这样的变乱时，鲁阳文君只是说“必将厚罚之”而已。
鲁阳文君并不认为这些大都、小都、大家、小家都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
这些大都、小都、大家、小家都有人民、牛马、布帛、货财，想必都是中、小地主或有一定数量财产的自耕农。
这些财产并不属于封君，封君只有封地内的衣食租税之权，并负责封地内的行政事务。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除了衣食租税之权之外，还在经济上拥有特权。
除了“毋载金革篃箭”（禁运金属皮革箭杆等军用物资），“女（如）载牛马台（以）出（内）关”和“则政（征）于大（府）”（运载牛马归王室的大府征税）以外，所有贩运物资经过关卡“得其金节则母（毋）政（征）”，就是凭节一律免税。
这个错金铜节，有楚怀王命令大攻（工）尹“为鄂君之（府）”铸造的，有效期为一年。由此可知，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在封地内的经济上还有一些特权，可以凭借这些特权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从中谋取暴利。
鄂君启节铭文云：“大攻（工）尹脽台（以）王命……为鄂君之鑄金節。”鄂君启节是楚王颁发的水陆两路免税过关的通行证，是有楚王命令大工尹铸成后发给“鄂君启之府”使用的。
这说明当时封君设有“府”掌管他的经济收入和开支，包括从水陆两路贩运物资。
汉代的封君设有“中府”或“私府”，如同皇帝设有“少府”那样，负责征收工商业税作为“私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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