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准备了礼物，和张直一起到了郑大虎的府前，守备府只是一栋破破烂烂的农户大院，王斌敲了门，下人把王斌迎了进去，原来郑大虎已经交代过了，有富顺来的姓王的年轻人直接进府即可，家人告诉王斌二人，郑大虎让他二人来后去府学找他，原来叙州府知府今日找郑大虎有事，二人正在府学。
二人无奈，只能退出来，而向府学而去，叙州府府学所在的地方距离知府衙门不远，二人很快就到了。
古代府学不是读书人只管学习的地方，这种官办教育机构的体制是学校与祭祀机构一体，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机构结合在一起，是学庙合一的府级官办教育机构。王斌和张直进了府学，只见里面是一个大院，东面是学宫，西面是孔庙，正中的牌匾上写着“明伦堂”三个字，二人见一伙人正在孔庙理祭祀，就在孔庙外等着。
在明伦堂的左边，正放着一块“卧碑”，之所以叫“卧碑”是因为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满满的朝廷禁令，两人便凑了上去，仔细打量。
张直看了一会，不禁冷笑道“三哥，你看这上面所写的几条，这一他条，生员不得言事；还有这一条，生员不得立盟结社；还有这个，生员不得刊刻文字，那朝廷要这些读书人干什么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就知道死读书，这还叫读书人吗这样得人，狗屁不懂，怎么去治理好地方，治理治下的百姓？”
王斌看着也是冷笑。近代西方人所要力争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的三大自由，刚好和卧碑上的这三条截然相反。这“卧碑”大概是顺治初年的时候所建，后世历史上大大有名的金圣叹就是犯了卧碑禁令而被杀头了。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初，即发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於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新国家的治国方针，要求今后所有的人，都对政治自由发表意见，任何事情都可以开会讨论，公开广泛地征求意见，决定国家的方针，并呼吁不分上下，同心协力共议国事。
“明治维新”建立了日本现代的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银行制度等，日本正是有了这些现代制度的支撑，很快地跟上西方国家的脚步，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列强中的一员。而现在的满清政府却还在打击士子，禁锢语言，以愚黔首！
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三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奏诸生倡乱抗税，惊动先帝之灵。满清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后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哭庙”是苏杭一带流传已久的习俗。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来自殷实之家、中产阶级的读书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监察力量，当官府有不法之事不当之举，士子们每每聚集文庙，作《卷堂文》，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后，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在明朝，人多势众的“哭庙”申告往往能令官府不敢小视而采纳。但换了新朝，老皇历撞了南墙，生员们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
明朝的言论十分自由，所以才有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流传于后世的名言，其实历史上，也不仅仅是明朝如此，很多朝代都是鼓励读书人发言，比如唐宋皆是如此。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简直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了
华夏历史上，官吏的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辖，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报给宰相内阁，由上面做决定。而清代的所有官员，第一步由吏部引见给皇帝，必须皇帝见了面以后，才能正式去上任，在大清朝，无论怎么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手里。并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汉人，告诉你，这是皇家的权，你不见到皇帝的面，即使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祭祀完毕，叙州府知府交代了几句就走了，郑大虎热情的接待了黄斌，郑大虎以前是郑蛟麟的贴身家丁，是郑蛟麟的大力提拔，他才能当上这个守备。郑大虎知道王斌是郑蛟麟的眼前红人，郑蛟麟又交代了他要照顾好王斌，所以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虽然没有正式任命文书，不过也不影响，他就等着王斌过来上任了。
郑大虎交代手下的人带着张直和王斌的家丁去办入籍手续，王斌的任职文书还要等郑蛟麟到了成都以后才能补办过来，还要送到兵部备案，他亲自陪同王斌去了宝屏上任，等到了宝屏安排好以后，要走的时候，王斌私下塞给了郑大虎五十两银子，郑大虎交代他好好干，有什么事情找他，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等到了汛地营地的时候，王斌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就和后世周星星香港出差，看到“丽晶大宾馆”而不是“丽晶酒店”时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