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袁嘉升的努力，大明政通人和，基本上稳定下来，就像一个重病的病人，身体痊愈了。但如何强身健体，还任重道远。
袁嘉升知道，治国理政，不能建空中楼阁，要改变一个国家，必须一步一步来，要先了解这个国家；要建立一个新制度，必须了解旧制度；要改变中华文明，先要深刻了解中华文明。那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天下大同”之类，也只能是空想。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还要宋代王安石的变革，甚至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都最终失败。很多人云亦云，以为明末中国能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也是空中楼阁。
袁嘉升知道，中国历史上虽然朝代都是世袭罔替，一治一乱，但延绵几千年不绝，一些制度，比如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科举制度，对古代政治而言，意义重大。面对着紧要急迫的生存和治国难题，古代儒家也精炼地提出了诸如“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格言，代代用历史叙事，相互交流都是这些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些存在自然就有存在的道理，不能轻易改变。
袁嘉升决定先了解大明，他找来了武英殿大学士、儒学大师黄道周，他三十八岁中进士，后任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学问渊博，对儒家文化很了解，在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先后讲学，世人尊称石斋先生。
在武英殿，袁嘉升问黄道周：“石斋先生，听说你经常到各地讲儒学，你觉得真实的大明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跟以前的大汉或者大唐有何相同的地方？”
黄道周说：“启禀圣上，大明的社会，跟以前朝代，其实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大国小农。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大国小农？先生何以如此说？”袁嘉升虚心求教。
黄道周说：“中国历史上都是小农大国。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几百年里，一些诸侯国就已经精心设计了许多水利工程，比如都江宴。皇上每年都祭祀，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作为祈年的吉语，我们理应遵循天人合一、天人共生的规律。”
袁嘉升道：“这个朕知道，我们的祖先掌握一套自成体系选育作物的技术和方法，是故天下百姓种植粟、麦、稻、蚕桑、茶，饲养家畜家禽等。历朝历代也重视重农思想，士农工商，使农为首。”
黄道周说：“皇上说得对，重农思想始于先秦，在西汉时期已经形成，历朝历代贯穿始终，以农养政、以农养国、以农养城里，不重农王朝便不复存在。”
袁嘉升问道：“那么，以农为本，如何使得天下长治久安？”
黄道周回答说：“首要治理黄河。黄河泛滥频繁，受灾者往往无处可逃；即便局部洪灾，也会导致农民流离失所，引发国家骚乱和政治动乱，甚至改朝换代。李自成和张献忠之流，便是最好的例证。”
袁嘉升道：“小农的生活如何？”
黄道周说：“臣尝到过多地的农村，传统小农趋向于自给自足，强调男耕女织，对土地持久精耕细作，种植粮食和桑麻。在宋元之后，逐步以棉花替代了麻，皇上现在又引起了土豆、玉米、西瓜，他们还养殖不多的家畜，如猪牛羊，还有鸡鸭等家禽，偶尔还有渔猎。”
“这些是我大明的根本？这些跟儒家有何关系？”袁嘉升问道。
“确是。”黄道周说：“儒家文化乃是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提倡礼义廉耻，三纲五常，于国尽忠，于家尽孝，在大明也是根深蒂固。”
袁嘉升问道：“先生可否讲具体一点？”
黄道周说：“儒家文化提倡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这乃是血缘与地缘认同相结合的村落家族文化，是农业文化的自然载体，也成为大明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乃是大明社会的基本。家的集合是家族，家族的集合是民族，民族的集合是国家。小农繁衍后代，赡养父母。当家有余力，就会从下一代中选择聪明的男孩读书，学习治国平天下，家法，祭祀都是维系家族的纽带。天高皇帝远的现象在中国一直持续，所以朝廷需要士绅和乡绅来维系郡县以下的长治久安。如此等等，都是我儒家文化的根本。
袁嘉升道：“看起来儒家和小农大国，还真是浑然一体。一个家族每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儒家。”
黄道周说：“确实。中医药的产生和发展，与传统农业相关，中华有药食同源的传统，圣贤在设计食谱时经常会想到它的药用价值。那些脍炙人口的田园诗词，也是中华文脉的重要支脉，妇孺能诵。”
袁嘉升道：“但朕最近读史书，也知道小农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盐、铁等必需品常常来自外界，强大的王朝，如汉唐，盐铁都是朝廷专营。现在朝廷把盐铁等专营放开，征收商业税，先生觉得如何？”
黄道周说：“臣觉得可行。臣最近读元代王祯的《农书》，里面涉及的农具就多达105种，这些农具都需要费大量铁，如果朝廷专营，供应上恐怕不如放开。”
与黄道周一席谈，让袁嘉升意识到，大明这个王朝，最基本的国情还是小农大国，虽然江南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主体的农村还是最主要的形态。所以土地制度依然是大明的根基。
袁嘉升心想，大明可以尝试并创造各种制度，但这些制度和实践能否让大明重新复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