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王光辉不解地望着安娜，“她们家吃猪饲料，并不是我造成的啊。再说，这样的事，政府为什么不管？政府在哪里啊？”
安娜俏皮地说：“领导很忙，政府没空，他们天天在拍电视新闻节目，哪有时间管一个农民工的家务事啊？”
王光辉装作生气地看着安娜，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弹了一下，安娜做了个鬼脸。
讲台上的蒋老师接着说：“饲料厂发现饲料产品经常被盗，就向当地警方报案了。警察经过侦查，抓到了张芬芳的父亲。她父亲招认说偷猪饲料是给家人吃的，警察开始也不相信，后来经过调查取证，这才了解到事情真相。办案的几个年轻警察也被震撼了，他们私下决定放过这个盗贼，不但放过他，而且他们每个警察资助了张芬芳200元钱，送她来我们学院上学……”
蒋老师又泣不成声了。
王光辉问安娜：“原谅我多嘴，你们收留这么多的免费学生，那学校的财务状况受得了吗？”
安娜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打开随身带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找到一个“东方艺术学院接受社会捐赠登记表”的页面，然后转过电脑屏幕给王光辉看：“你看看，我们收到的社会捐助，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没有挪用一分钱。”
王光辉笑了：“我还想问问，你们收到捐款之后，怎么管理啊？”
安娜又在电脑上调出了标题为“东方艺术学院助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页面，介绍说：“我们是一所民办学校，按理说，学校收到的社会捐赠款物都归学校投资者所有，也就是归向院长个人所有。但是，向院长用这些钱成立了助学基金，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机构，制定了专门的管理规则。并且，同时成立了基金财务审计委员会，每年定期检查审计助学基金的使用情况，在网上向社会公布审计报告。重点是，这个财务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没有一个本校人员，都是由外部的专家和专业人员组成。”
“是这样的啊？”王光辉被震撼了，“安娜，你们向院长，真是小女子、大胸怀，不得了的啊！”
“对呀，对呀，王老板这句话是说到点子上了啊。”安娜在电脑上重新回到了“社会捐赠登记表”的页面，“你看，有不少的捐助者，都是多次捐款的。第一次捐款是因为认同助学基金的用途；第二次捐款呢，是因为认可我们对助学基金的管理方式。从开始的‘认同’到后来的‘认可’，产生了信任。”
“啊呀呀，难怪市委宣传部，要把你们向院长当作手心里的宝，她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里也可算得上是一个珍稀动物了。”王光辉感叹着，“我要是早知道这些情况，那也会捐些银子的。”
安娜不解：“为什么？现在知道晚了吗？”
王光辉面有难色：“也不是早和晚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拆迁公司与你们学院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微妙的关系，你懂的啊。”
安娜又做了个鬼脸：“王老板，我们可没有指望你的捐款啊。倘若你真的要捐款，那我们还要想一想，你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什么？”王光辉做出要用手指弹她额头的动作。
“对不起，我说错了。”安娜装作躲闪，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王光辉坐在会场里，思想开始漫游了：原本是想通过接近向兰，进而搞清楚要拨掉东方艺术学院这个“钉子户”该从哪里下手，谁料自己竟然被向兰“震”到了。在拆迁项目所有难对付的钉子户当中，也许就数这一硬一软了：硬的是“红三代”；软的是向兰。对“硬钉子”潘红军，别无选择，只能硬碰硬、你比他更硬才能战胜他；对“软钉子”向兰，能有什么办法呢？硬办法下不了手，软办法没地方下手。
他在心里做了几种假设——
一是通过上层路线做通市委宣传部和市教育局的工作，同意东方艺术学院迁出本市。这个办法不会“伤筋动骨”，但官场阻力很大，因为搬迁问题与某些官员的政绩和面子有关，所以将会演变成为一场持久战，我一个民营企业耗不起。
二是找到向兰的弱点，对向兰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她自己决定搬迁。这种办法在理论上是最有可行性的，但问题在于向兰就像一个完美女神，至少目前还不知她的弱点在哪里。更大的问题是，王光辉对向兰颇有好感，因此不忍心出手。
三是放弃这个拆迁项目，终止合同并承担违约金，但这将给拆迁公司造成商誉方面的硬伤，也会给他王光辉本人的社会声誉造成不小的损害。当然，这种选择也不符合他王光辉的性格逻辑呀。
唉，难呐，向兰、向兰，好叫人为难。
王光辉左思右想、反复权衡，最终还是在心里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于是，他对身旁的田力低声耳语：“我对向兰出不了手，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去想办法，悄悄地调查向兰的个人情况，看看能不能抓到她的什么把柄，懂了吗？”
田力：“悄悄的？好，我懂了。”
王光辉再次强调说：“记住，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田力：“请老板放心。”
安娜坐在王光辉的另一边，她拍拍王光辉的肩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