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的船舱，张超想起跟徐溥的交谈，他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士大夫确实是国家的精英，以国家为己任不是白说的，他们是切切实实在做，但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有的时候只能是在原地打转，甚至走回头路，比如此时的明朝的这条内卷式发展模式。
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就是一条死路，既没有扛过满洲的入侵，也没有挺过西方的殖民大潮，最后陷入到历史的深渊中，所以必须要改革，甚至要革命。而对于这些士大夫则需要改造他们的思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很快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阳明就要出世，但是他的心学并没有完成救国救世的重任，反而在摧毁了理学的同时，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所以当明朝遇到危机时，士大夫们集体堕落了，袖手旁观，一无所成，最后眼睁睁的看着亡天下。
所以张超要做的首先是改造思想，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他现在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有宣传工具，那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呢。
李富贵是兵家思想，陈克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西方是国富论，果然英雄所见略同，要做事就需要先立言，那么张超需要什么或者说他需要什么样的治国思想。
他翻出了研究多时的大学衍义补，他决定来一个集众家所长，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两千多年的治乱循环，现在是需要抛开四书五经了，而且他身边正好有一个博学，经验丰富的士大夫，那就先开始两人的思想碰撞吧。
张超准备了三篇策略，论财富，论义利，论人口，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
张超通过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从劳动创造财富开始，驳斥了财富有数论，说明了劳动工具的改进带来了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提升。结合他的发家史，他提出了第一个重要观点，生产力水平决定统治方式，张超认为要重视工匠，提高工匠的地位，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张超分析了他对三代的理解，认为三代时期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财富稀少，因此才会出现无数邦国，并且三代的统治核心地区十分有限，所以儒家赋予三代的种种假想都是空想，井田也只是适应那个时代生产力的产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工具的大范围使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这才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秦国一统天下，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导致的财富增加，让邦国有能力去扩张，典型的代表就是鸿沟和郑国渠这样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现。
秦国的迅速灭亡，张超以为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制度没有跟上大一统的国家现状。当初为了扩张推行的军国制度，到了统一之后，已经不太适合庞大的国土。另外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是不够强大，所以秦国才会在建设诸多工程后，耗尽了民力，这也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
所以到了汉初，才会重新分封，才会出现岭南独立这些现象，但是随着铁器的大量推广，生产力又开始攀升，汉代逐渐实现了中央集权，这个时候儒家才真正兴起。
对于儒家的崛起，张超认为中国庞大的国土导致的控制力不足，必须借助儒家来凝聚全国的力量，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外没有办法整合资源，所以凡是儒学昌盛的王朝，往往外患非常严重，比如东汉，比如宋朝，比如大明。
另外一个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就是世家大族的出现到灭亡，到了唐宋时期，为什么世家大族逐渐消亡了，张超给出了他的看法，生产力水平提升，纸张，印刷术的出现，导致世族没办法再垄断知识，这才是关键。
还有一个标志就是海运的出现，中国开始探索海外，从现有的周边几个小国，到印度，甚至阿拉伯半岛，中国人隐约都知道他们的存在，这就是生产力提高呀。
张超还零零碎碎的议论了很多，这篇策论被送给了徐溥面前，希望他点评一二，徐溥对于张超的立言之作，也是十分好奇。
这篇策论简单易懂，论据扎实，道理说的很清楚。但是无论是论点，论据，还是结论都让徐溥很吃惊，他没想到张超竟然还可以这么分析问题，但似乎很说得通，徐溥想反驳一时还真说不上来。张超还如此重视工匠的意义，考虑到张超的发家史，徐溥知道张超所说虽然有私心，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财富有数论被推翻，这个结论太耸人听闻了，这岂不是说无数士大夫坚持了一辈子的财富观都是错误的。既然财富不是有限的，那么又如何约束皇帝约束自己的贪婪呢，他不由得陷入了深思。
第二篇是义利观。张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逐利光荣论，他认为通过合法的手段发财是国家应该支持鼓励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对于国家的稳定十分有利。但是逐利不能不择手段，需要义的约束。何为义，最基本的约束就是法律，更上一层是道德。
利也有大有小，为自己是小利，士大夫为国逐利，这是大利，那种鄙视利益的行为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是一种渎职行为。张超借鉴了一个经典的外交语言，对于国家而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然后他又分析了对于不同国家的态度。对于敌国就应该跳出义的限制，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那种站在道德的高度随意点评己方不义的行为简直就是叛徒。但是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