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区内洋行林立，宫慕久担心这些洋行走私，便派遣衙役们到租界检查，每十天就要检查一下洋行买办行的仓库，记录其中的货物数量和种类，作为征收关税的依据。
租界的洋行们慑于宫慕久的淫威，只能接受这种检查，背后不知将宫慕久骂成什么样，但也无法可想。
租界区内的治安管理权和执法权等，也由宫慕久掌握，这也是无可争议的。
清政府是在48年生“青浦教案”后，才开始失去对租界区的各种管辖权，在太平天国时期，就连海关主权都丧失殆尽。
在“上海土地章程”签署之前，清政府原则上是不允许外国人在我大清购买土地，甚至不允许租用土地建商铺，之前那些洋行私自跟当地农民租赁土地建洋行，理论上是不受清政府法律保护和许可的。
他国商人到天朝来做生意，既不允许他们买地，也不允许他们租地，这根本是想把人推进到大海里的做法，我大清前一百多年的强横可见一斑。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此章程的签署的确给了外国人更多居住权，但就此将它视作卖国协议，似乎有些牵强。
当然，这只是知了的一点学术性想法，没有为宫慕久或巴富尔洗地的想法，如果有人要骂这份章程，可以痛快地骂，知了绝不会出来辩解；或许历史系的专家们对这些事情，有更为全面客观的评价吧。
“上海土地章程”的签署本来是件大事情，但因为此时正是洋布危机最为剧烈的时候，大量洋行在倒闭，才使得上海商界对此反应平淡。
不过，很多有见识的商人都知道，赵大贵手中掌握的县城北边的数千亩土地，特别是被划定租界里的五百多亩土地价值连城，早晚给赵大贵带来丰厚无比的回报。
斯塔克到上海来，固然有很多私事要处理，但考察一下上海租界区，给香港和英国当局做一些报告，也是必然的。
赵大贵可是租界的大地主，熟门熟路，带着斯塔克从黄浦江沿岸开始转悠，从洋行林立的商铺区，到自己的东方学院所在的学院区和麦都思建立的麦家圈，都逛了个遍。
麦都思本身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又有赵大贵撑腰，就将原先在定海的医院搬过来，改名为仁济医院，跟存放印刷机的墨海书馆放到一起，又用篱笆围住，被人戏称为“麦家圈”，就是到数十年后也是租界相当重要的建筑。
斯塔克表面上看着极为纨绔，但实际上极为精明，学识也非常不错，仔细考察这些区域，还跟这里的英国人和中国人聊天，仔细了解情况，特别是对赵大贵的“东方理学院”非常关注，对老师和学生的构成，以及教授的学科和教材等都仔细考察。
东方学院此时有两百多名老师，学生相对较少，只有一百多人；但是，学院还要负责给造船厂的工人和大贵商行员工讲课，教学任务也不轻。
因为时间较短，斯塔克也没法对这所学院有太过深入的了解，单是光看到的一些事情，就能让他得到足够的信息了。
“赵大贵这是羽翼已丰啊。”斯塔克暗中叹气。
东方学院的整体水平并不高，英国比这强的大学比比皆是，单是凭借学院丰富的藏书和资金支持，就足以让赵大贵手下员工的水平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据说赵兄的造船厂在苏州河北岸，能否也过去看看？”斯塔克又提出请求。
“哦，那也不难。”赵大贵并没有藏着掖着的意思。
赵大贵知道清朝官府一向反对民间聚集太多人，因此特意将造船厂放在较远的吴淞江北部，还将造船厂分为中式船厂和西式船厂两个部分，分别对应不同的船型。
看完造船厂之后，斯塔克却略微有些失望：“赵兄的造船厂规模倒是很大，但技术水平一般，想造轮船出来，恐怕有些难度吧。”
斯塔克出身的家族是英国名门，经营一家军工厂，在整个欧洲也有很大名气，一眼就把造船厂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给看透了。
“是这样。我当初在澳门雇佣了好多西方工程师，但后来都被香港的造船厂拉走，没有一个能到上海来的。
所以，直到现在，造船厂的技术水平都提不上去，修理普通的西洋帆船都吃力，遑论蒸汽轮船了。”赵大贵也不隐瞒，坦率地说道。
“还有这种事情。”斯塔克有些尴尬，打了个呵呵，不敢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
两人闲逛了一天，晚上的时候，领事巴富尔还在领事馆里举办宴会，招待斯塔克。
巴富尔做领事之前只是个炮兵上尉，斯塔克却是位少校，家族势力远在巴富尔之上，本人在香港位高权重，有时候说话比总督德庇时还管用，此番到来又带着一定的考察性质，巴富尔可不敢得罪了这位大人物。
斯塔克对巴富尔相当礼貌友好，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态势，之后又跟巴富尔单独相会，密谈了数个小时才结束。
之后的几天，斯塔克自己找上海的英国商人甚至中国买办了解情况，只是偶尔跟赵大贵见面而已，并不透露自己的真是来意。
赵大贵似乎毫无所觉，每次见面只是殷勤客气地招待。
过了几日，上海的洋布滞销危机愈演愈烈，零售额不断下跌，从香港和广州那里传过来的消息也全是坏消息，那里的洋布滞销情况并不比这里轻一些。
义升行的林阿钦被债主们控制住，要不是因为他资不抵债，满仓库的洋布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