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与周延儒连手将东林党击败，之后便一同入阁拜相，走上了官途巅峰。
虽同为阁相，但他们之间也有首辅，次辅，三辅，四辅之别，而温体仁与周延儒在入阁时，周延儒被推为了首辅，温体仁则被排在了次辅的位置，这让他十分不满。
论智慧才识，品德资历，自己都要高出周延儒一大截，凭什么要屈于他之后。于是温体仁便整天想着如何把周延儒拉下马，自己上位，而周延儒也察觉到了温体仁的不怀好意，处处提防着他。
他们二人的矛盾因次而来。
而崇祯帝在打击了东林党之后，自以为自己凭着聪明至极的政治手腕解决了明代二百年的朋党困局。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的自作聪明和自以为是，导致其常常被一些具有真正政治智慧的人引入圈套里，不自觉的成为党派中的一员。
所以，旧的朋党之争没有了，新的朋党之争却已经到来。
温体仁很少交结朋党，但并不意味着他一点儿朋党都不结交，他的身边亦聚集了同乡、同科好友等，只是相较于周延儒要少的多罢了。
早在崇祯四年辛未，陈渊还没有入京之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就交过一次手。当年春闱大比之年，有言官揪出本年科举中有诸多弊端:一是一甲第一名状元陈于泰竟然就是主考官首席大学士周延儒的连襟姻亲；二是一甲3名竟然全都是南直隶人，陈于泰是常州府宜兴人，与周延儒同里，第二名榜眼吴伟业是苏州太仓人，第三名探花夏曰瑚是淮安府山阳人，全都是首辅周延儒的同乡；三是榜眼吴伟业的试卷中有明显的谄媚主考官的意味，不成体统。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攻击这次考试及有关考官的章疏不绝于朝。考官们和新科举子们为此都紧张起来。
崇祯帝对于各种舞弊事件都十分敏感，立即就着手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反应出什么问题，所谓姻联，同乡确是实情，但制度上并没有规定会试中要回避亲属，更没有规定同乡不准录用。他还特地查阅了吴伟业在会试中的考卷，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没有所谓的“衬贴”的感觉，于是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有了皇帝这样的批示，舞弊一说便不攻自破了。
这场由温体仁在幕后指挥的政治战役，虽没有扳倒周延儒，但却动摇了他在崇祯帝心中的地位，至此，周延儒在皇帝眼里的形象也不在那么完美无缺。
本来周延儒能坐上首辅的位置，也全都仰仗真崇祯对他的赏识。这点温体仁深刻的知道，所以其要想取代周延儒，就需要在君臣两方面下功夫，先在舆论、感情上领先一步。
温体仁很重视攻心战，也很善长攻心战，相比之下周延儒则差的远了。这从一些小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崇祯二年的内阁阁相钱龙锡在被判死刑又改为遣戍后，出狱临行前特地去拜会当朝辅臣。
周延儒对他说道：“皇上当时十分生气，几乎是无法挽回了，我们几个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保住了阁下的性命。”
钱龙锡当然非常高兴，在见到温体仁时再次致谢。温体仁却说：“皇上当时并不是很恼怒。”
两人说的完全不一样，相较之下给了钱龙锡这样一种感觉：周延儒在故意夸大事实，好突出自己的功绩，而温体仁却为人忠厚，是真心想救他钱龙锡的。
于是钱龙锡和他的同乡亲朋们对周延儒便颇具微词。
周延儒的政治智慧远不如温体仁，几番交手下来一直处于被动。尤其是孙元化的案子上，要不是有陈渊，他真的就有可能被弄了下去。于是为了自救，他必须要进行一番努力了。
首先，周延儒决定对吏部尚书闵洪学下手，以此来动摇温体仁的基础。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他只好去求助于那些在朝中兴风作浪的东林派言官。周延儒由于乡籍的缘故本来同东林党的关系并不坏，在东林党也还有一些朋友，只是由于在崇祯元年那次会推风波得罪了东林党，才反目成仇。但相比之下，东林人对温体仁更为仇恨，东林党如今衰败至此，可以说温体仁要负主要责任。
于是，双方都怀着对温体仁的仇恨走在了一起，达成了暂时性的政治联盟。周延儒让自己一派的张捷等人表示，只要挤走了闵洪学，在内阁中驱逐温体仁可以由自己一手承担。
东林党的言官和一些小臣们立即对闵洪学发动了一场攻势。事实证明，东林党虽在会推风波之后大幅衰败，但俗话说的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在言官一派还是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实力的。
一时间，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御、周堪赓等人纷纷上疏弹劾闵洪学，其中最为直截了当的属兵部员外郎华允城的参奏，他直接提出:我朝罢设丞相，用人之权由吏部执掌，内阁不得侵夺。而今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同乡同党，阁臣把持吏部之权，吏部曲承内阁之命，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皇上恼恨诸臣专权，其实没有比这更专权更厉害的了；皇上疑心诸臣结党，其实没有比这结党更严重了。
崇祯帝对这些攻击闵洪学和温体仁的官员们都给了一些不太严重的惩戒，而在心中对于闵洪学与温体仁的同乡身份也不能不有所怀疑。闵洪学不能安其位，终于是在八月引咎辞职。崇祯帝任命曾在天启初年做过户部尚书的李长庚任吏部尚书。
周延儒挤走了闵洪学，算是在与温体仁的斗争中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