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杏儿道：“这么说来，这些占人也真是可怜。”
王越苦笑道：“可怜？也确是可怜！所以后来区连杀官造反，便得到了占人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众人默然，只听着王越以平静的口吻继续说道：“自从占人立国之后，便常常有婆罗门率人北上挑衅，为的不过是其在国中的名望罢了。两族既有了极深矛盾，又岂是那么容易便化解得了的？因此，许多出海捕鱼的渔夫，便也经常受到林邑国战船的欺压和掠夺，运气好的留一条命回来，连船带渔获都被收缴，运气不好的，或是当场被杀，或是葬身鱼腹。”
郭斌倏地拍案而起，注意到了众人疑惑的目光后，方又缓缓坐下，沉声道：“朝廷怎么说？历任的交州刺史便没有人管管不成？”
王越道：“刺史无有兵权，郡太守虽确是守土有责，又有几个人敢于妄启边衅的？”
郭斌默然。
按照汉朝的官制，郡太守的职责确是极大，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概括下来，便是集行政、监察、司法、举荐人才于一身，还可以自行任命吏员。可说来说去，这全是政治一项，于军事上的实力亦只是郡守府中的百十个衙役罢了。
为了应对这种地方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汉朝政府也曾想了不少办法，都试制度便是加强地方守备的解决办法。汉代通过都试以加强地方武备﹐但郡守在军事上权限过大﹐也会给集权制带来不利的因素。刘秀在举事前﹐便曾谋划乘南阳郡都试之机劫夺一郡的士众。正是因此，到了东汉初年，做了皇帝的刘秀为了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在裁减都尉的同时﹐取消了都试制﹐后一直未曾恢复。
所谓政治，便是不断地妥协与合作，而制度则需要不断地改进和修正。从没有什么万世不易、尽善尽美的好制度，当你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历史从来就是会买一送一的。当你选择中央集权的时候，就不得不承受地方不稳所带来的影响，而当你选择稳定地方，加强地方军事力量的时候，便不得不面对分裂割据的危险。而这个平衡如何把握，正是政治艺术的高妙所在。
王越所说，极为无奈，却都是实情。郡守虽是守土有责，手下却只有百十个并不堪战的衙役，用以绥靖地方或许可以，用来挑起边衅那却是自讨苦吃了。原本朝廷为了维持边地稳定，都会有郡尉带兵驻守，可这都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又有几个人会在乎小小的南方蛮子？所以，交州的郡尉制度亦是形同虚设，郡中自也没有脱产的正规郡兵。
再说说刺史，这刺史本是朝廷派遣到地方，负责监察各地太守的检察官，其身上所有的权威全部来自其监察的权力，亦即对各地太守的天然的监督权，而绝无统领军队或是治理地方的权限。因此，刺史在地方的威势全看各地的太守是否给面子，他们没有管辖的地域，没有先进而合法的团队，换句话说，他们的权力是虚的。
不过，虽然是虚的，却总有一个中央特派员的大义名分在，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己的名义召集各地郡守出人出力。这种方法虽颇有僭越之处，中央政府亦不可能明文规定给予其这种大得异乎寻常的权力，可若是从事急从权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是可以达成的。而若想要达成，所要看的便全是这个刺史的个人能力、威望、背景与魄力了。不过，想要做成这等极遭朝廷忌讳，而且即便做成了也绝捞不着好处的事情，无论多强的能力、背景和威望，也及不上魄力，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
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当官想要做得长久，除了深厚的背景，最重要的便是能够和光同尘，能够没有魄力，能够谨言慎行。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讲得便是这为官之道。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大多数浑浑噩噩的官员来说，与其冒着受到朝廷忌惮的风险做事，倒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凑活过去，能赚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