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依旧对铸币钱息喋喋不休的魏忠贤，毛文龙心中却想，要想实现自己带领孤臣党站在朝堂顶峰，掌握大明命运这个目的，自己必须寻求帮助，那就是这个现在被皇上当qiāng使唤，用以在东林党中夺回皇权的阉党，将这个已经势力长成的集团拉在自己的阵营之内，联合起来对付东林。这样一来，不但减少了自己的一个敌人，而且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那将是事半功倍，在自己和阉党两面夹攻之下，东林想不死都不行。
联合阉党共同战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利用阉党在民间的恶名声，让他当自己的一把qiāng，那些得罪人的活，就让他去做，而自己就站出来做个好人。等将来东林倒了，自己再跳出来，义正言辞的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党一举铲除，到那时候，才能真正实现自己中兴国家的愿望理想。
比如说眼前，自己给魏忠贤下了一个套儿，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有了债务的日子会让人发狂的，所以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填补上这个窟窿，毛文龙就准备利用这件事情，来实现自己对已经壮大起来的工商业征税的目的。
征收工商税，才是真正改变大明财政，解脱百姓，确切的说是农民巨大税赋徭役的根本做法。
史学界常强调：重农抑商是明朝末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若非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在五六百年前实现了。
而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阶层已经疯狂逆袭。各地着名商帮迅速崛起，而他们的代表商人势力如蝗虫般占领朝野，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办法。
guān shāng gōu jié，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
而推波助澜的是大明养士的规矩，规矩是好规矩，但被弄走了样。这些士子举人在取得功名后，按照规矩，凡是他名下的田产产业都不再上缴一点赋税，所以，商人百姓，全部极力的投献他们，肥了士子阶层却掏空了国朝的收入，如此往复循环，大明的财政不溃败就出了鬼了。
而在得到巨大投献收入之后的士子，开始用各种手段上升，最终走向仕途，在当时税率已经很低，结果这些人还不满足，还偷税漏税，朝廷文官通过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他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挖着朝廷的墙角。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任何一种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
可怜明朝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明朝中后期，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结果一个商业最繁华的金华，每年收税只有七两，连官员的俸禄都不够，简直就是赔钱。
而全国的年工商税收不过三百万，而到崇祯上位，东林复兴，整个大明的商业税就几乎为零了。
结果天灾不断，战争扩大，dòng luàn爆发，这一切都需要钱，于是，崇祯就不得不开征三饷，不得不一再增加农民百姓的税赋，如此就进入了向死亡狂奔的恶循环。
所以，向大明已经壮大的税收大海商人工厂主征收税赋，这已经是毛文龙的既定方针。
但这件事情由自己说出来，那就是作死的节奏，只要自己提出来，不但东林党人会对自己群起而攻，即便是自己身后的同党里，也大有商人身家在的，也会对自己大为不满。
而自己未来要依靠的商人和工厂主阶层，更会直接反对自己，自己就是一个四面楚歌，到时候，往好了说，自己只能回到东江镇皮岛，再次做个岛主而不能再回朝堂，往坏了说，身死名裂也说不定，无论怎么说，现在商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连后来的崇祯皇帝都不能撼动了，只能徒劳的挣扎，最终是众叛亲离的吊死。
但为了挽救这个即将灭亡的大明，为了挽救即将被满清屠戮的大汉民族，这件事即便再难也必须做。
那这事情由谁来做？正所谓千万人我独往，错，明哲保身才是现在毛文龙该做的，自己的有用之身要留待更大的事情，那么，这件完全可以改变大明财政，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就需要这位一心为国的魏忠贤，这个即将成为人人喊打的阉党奸佞头子去做。反正他早晚是要这么做的，不过历史上的他做的不过是不痛不痒小打小闹，就比如这次他恢复了对食盐征税，但只对江南，不对山陕和四川以及北方，每年也不过是为皇帝的内帑增加百万两银子，而后来他只在运河上设立钞关，但还规定三不收，就是官船不收，太监的船不收，进士和士子的船不收，结果就又有商人打着官船或者拉上一个士子在船上而逃避税收的状况，所收也就有限了。
如此一来，不但没收上多少税，反倒得罪了更多的人。
毛文龙的意思，既然得罪人，那就干脆往死了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