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婶子说到这里，泪水又汩汩地往出流。我安慰着她说：‘婶子，别伤心啦，死了就让他去吧。他得上这种病，这些年就把人给扎啦，他现在到头了也就解脱啦，咱们的路还要继续往下走啊！’
我婶子缓和了一下情绪又说：‘是呀，死了的不受罪啦，活着的还得受罪，管他哩，再难受也不起作用，咱就不伤心啦。得上这种病有啥办法，再看也是多活几天，少活几天的事，你干脆也别费心啦。他那几天看似好转，可能就是人常说的‘回光返照’吧。只高兴了几天时间，还给人家做了广告宣传，他们赠送的药也用不上了，你带回去给他吃吧。’
我说：‘既然没用，还是扔了吧。是药三分毒哩，没好处就会有坏处。吃了也是白吃，留着也是白留，咱又没有能力和他们打官司。’”
玉顺听到这里就插话说：“这样的官司不好打，这些人明明是以骗钱为目的的，可他们却能说得口吐莲花，道理就跟公路一样，四通八达、错综复杂，怎么都能行得通，说得过去，想打赢这样的官司是不可能的。我想，你还是不要再抱什么希望啦，得上这种病就是绝症。”
玉柔继续说：“是呀，我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回来以后再去请教专家，有个教授看我实在精疲力尽啦才对我实话实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根治这种病的特效办法，任何所谓的灵丹妙药，大都言过其实，各种彻底根治的说法都是不可能的。这种病如果发现的早，早期治疗还有点希望，像你丈夫这么严重的肝癌晚期，即便是华佗再世、扁鹊重生，也不可能有回天之术，只能用钱买得多活几天而已。’
听了教授的话，我才真正明白了，当时觉得疲倦极了，再也没有以前那些勇气和精神啦。每天陪着丈夫说说话，尽量做点他喜欢吃的饭菜。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一天天消瘦下去，听着他难以忍受的呻吟声。
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玉柔，对不起呀！我是没指望了，这些年把你拖累苦了。我死以后，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长着哩，有合适的你就另嫁吧。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咱们的孩子还得靠你养活呀。’
我擦着只擦不干的泪水对他说：‘他爸，你就放心走吧，我不会改嫁。因为，我这颗已经装着两个男人的心里，再也容纳不下任何男人啦。咱们的一双儿女，我就是吃糠咽菜，也一定要把他们教养成人。
我丈夫走得并不像我表叔那样安详，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没有平静，他觉得对不起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国家对他的培养，他死得太不甘心。
那时候，我儿子刚满十岁，女儿也已经八岁啦，他们都在我当校长的学校里读书。他父亲生病住院，对我家的经济状况影响不大，治疗期间的一切花费，死了以后的安葬费，大部分都是国家出了，对全家人的生活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对孩子们的打击，也不显得怎么沉重。
可是，他父亲被病魔折磨的痛苦现状，以及那长期的，难以忍受的呻吟嚎叫声，却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丈夫撒手西归，家里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没有给父母亲尽过一点孝心，他们还得经常照顾着我。
不过，我比我哪位表婶幸运多了，家里的日子并不怎么太苦，其主要原因还是我有一份十分向阳的职业，国家对教师的待遇年年提高，凭我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用度，还算不甚紧张。
尽管如此，我父母还是一再劝我改嫁，我也知道，凭自己俊美的模样，光明的职业，和渐渐升高的工资，想要嫁个二婚干部，并非什么难事。可是，我那时一心只在儿女身上，思想上根本没有改嫁的念头。
我知道，如果再走一步，家里的关系就复杂化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个孩子身上，自己就算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孩子受到半点委屈。我这回没有听从父母安排，拒绝了好多上门求婚的人，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
玉顺插话说：“你这顾虑不无道理，如果那时嫁人，麻烦事一定很多。大凡那个年龄的人再婚，一般都有自己的儿女。你想，双方的孩子聚在一起，成天都有断不完的官司，麻烦事怎么会少，一时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找个没有娃的男人，他怎么会心甘情愿地给你养活孩子？唉，难呀，只要自己过得去，当时不改嫁是对的。”
玉柔又说：“你说得不错，我这回总算自己为自己做了回主，带着两个孩子熬过来了。我父母年纪大了，不便过分干涉，只好随我的便。”
玉顺松了口气说：“唉，过来了就好，过去的都是好年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不懂医学，这种病怎么就治不好哩？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人都上了月亮啦，对这小小的病毒还是没有办法，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玉柔说：“按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说，有病毒就应该有克制的办法，只是人们还没有发现而已。科技人物大部分都在走近道、抓实效，争分夺秒搞钞票，很少有人下功夫搞见效慢的研究工作啦。”
玉顺又说：“是呀，在这经济社会里，啥人都抓了实效啦。那些宣传机构也在为钱而奋斗，只要人家出的钱多，谁叫咋说就咋说，根本不去考虑真实性。最后，受害者还是那些可怜的患者，公费医疗的干部亏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