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个疯子，冲进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有几个同事还在昏昏欲睡地加班。有人漠然地抬头看我一眼，有人目不转晴地盯着电脑屏幕。我拉开搁键盘的小抽屉，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打火机。
我像抢夺财宝的强盗一般，一把将打火机抓住，紧紧地握在手心里。
我捏着打火机冲出了办公室。这一次，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同事都抬起了头，每一个人都迷惑不解地盯着我的后背我飘飘的长发。
我狂乱的心跳渐渐平息。
我想，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找到了打火机，明天我就能找到你。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把手机开着，放在枕边，我以为你一定会给我一个电话，至少给我一条短信息。
可是没有。
那一夜，我想写诗，题目就叫，我的手机为你24小时开机。
我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梦，清晨醒来，却一个都记不住。
我仔细地检查了自己的口袋，确认自已带上了那个失而复得的打火机。
接下来是星期六，然后是星期天。
我想跑到边防总队的大门口，隔着马路，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碰上他。
算了吧，我怕碰上熟人。
6月30日，星期一，我披头散发去上班，宛若大病一场。我接到电话，省公安厅禁毒局约我去采访，他们最近办了一个大案，一次查了两百多公斤海 洛因。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省厅禁毒局召开的一个媒体见面会。同城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都到场，大家拿到的都是同样的，统一了口径的打印材料，以及刻在一张光盘上的，一模一样的照片。
我知道就凭这些材料写出来的稿子肯定交不了差。我咬牙切齿地祈祷冗长的领导讲话快快结束，我必须采访到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才能抓住一条所谓的“活鱼”。
会后我顺利地堵住了一位姓王的处长，是以前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的。他愿意有限度地给我提供一些“内幕”，但是他不愿意让到他的办公室谈，理由是，他不想给同事造成单独与媒体接触的印象。
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下班。其间，我坐在滇池路边的一个茶室里，用笔记本电脑写了一篇大约300字的消息，通过wifi把稿子发给了主任。我给主任打了电话，向他承诺，更好的稿子还在后面，因为禁毒局的一位处长已经答应了我接受采访。其间，我数次拨打“蝈蝈”的电话，“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变成了“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我的心悬了起来。
我心烦意乱，无所事事地在笔记本电脑上玩“扫雷”，每一次，我都被地雷炸死。我的心情越发灰暗，总想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王处总算下班了，约了个地方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聊。这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事实上这个案子与他关系甚微，可他总能变着法子把自己扯到案子里去。他暗示我，他本人的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故事。我捉摸着我需要的新闻素材已经差不多了，就想尽快结束这场他一个人独白的枯燥饭局。
我莫名其妙地就提到了“蝈蝈”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
王处翻了翻白眼，很肯定地说不认识。
我提到了“四哥”那个案子，处长又翻了翻白眼，说有点印象，是个小案子。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道：“只是个小案子吗？我记得，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还做了新闻专题……”
王处不无讥讽地说：“边防搞宣传很厉害，屁大点个小案子都能宣传得惊天动地，屁大点个小人物都能塑造成惊天动地的大英雄……”
渐渐地，我的眼中只剩下了王处那张不停开合的黑洞洞的大嘴，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抓起菜碗里最肥的一块猪肉塞到那个黑洞里去。当然我不会这样做，我只是耐心地等待饭局结束，然后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
王处意犹未尽，邀我饭后去喝茶，一边喝一边继续聊，我委婉地拒绝了，我说我得赶回去写稿子，否则就赶不上明天的版面了。
王处肯定很失望。
王处提出驾车送我回家，我同样拒绝了。我告诉他，我不回家，我要去报社。
看得出来，王处真的很失望。
我在心里发誓，永远不再和这个处长见面，因为他竟然没有听说过“蝈蝈”的名字，竟然说我心爱的“蝈蝈”不过是“屁大点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