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明初百废待举，科举制度也还没完全捋顺，庞大的官僚队伍仍凑不够数。
太祖就走上了一条自我培养人才的道路，狠抓国子监。
国子监为国有公办体制，吃喝穿住打包供应，随同家眷也有补贴，校服为御定“裥衫”，教材为钦定书籍。
教职员都是朝廷命官，由吏部任命，包括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和监丞等职。
学生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皇帝指派分发的官员子弟名额，即为官生，一是各地保送的府、州、县学的生员，所谓民生。
官生民生招生比例为2:1，重点以训练官生为主进行政治统治，到后来官生越来越少，民生越来越多，洪武二十六年，八千多名监生中仅有四名官生。
权利与义务往往是对等的，你得到的越多，让渡的就越多。
国子监规定了每天的功课作业，完成不了，不讲什么人权尊严，就是痛打一顿。
同时，还有很多校规校纪，比如不准议论时政，不准对课业有疑问，不准对师长不尊，更不准对皇帝不尊，哪些书可以读，哪些书不可以读……不一而足，并且这些规定都是御定的，不遵守就是违制，罪过就大了。
国子监专门设有“绳衍厅”，备有行扑条凳和竹篾，用于惩罚不听话的学生。
初犯记过，再犯趴在条凳上用竹篾打五下，三犯打十下，四犯即开除或者充军罚役。
并且监生没有任何申辩上诉的权利。
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死。太祖朱元璋残酷冷血，国子监的祭酒也多严厉角色，教学管理不以循循善诱为主，而以高压严酷著称。
监生稍有不敬，即被虐待惩罚，甚至强迫饿死，被迫缢亡。因此监生发生过几次反抗运动，但都被朱元璋压制下来，试想连疑问都不准你产生的人，怎能允许你反抗呢？这或许也是官生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各项工作渐渐步入正轨，科举考试也能正常开展，洪武十五年以后，定下来子卯午酉年进行乡试，丑辰未戌年进行会试，乡试定在八月，会试定在二月。
想要取得乡试的资格，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先后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取得秀才身份，才能参加乡试。
当然，成为秀才也便能享受统治阶级的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徭役、粮役，享有部分法律特权等等。
不过，这时候还未真正进入公务员队伍，还必须通过在各省省城的乡试成为举人，才真正能称得上“老爷”，所以范进中举，才会如此疯癫兴奋。
如果想做大官，还要继续参加会试和殿试，考试通过授予进士出身，才算真正开始迈入人生的巅峰。
韦宝现在就处于从秀才功名，向举人功名发起冲击的这么一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小道上。
大清早的，廖夫子还没有吃早饭。
韦宝吩咐人给廖夫子和两个书童安排了丰盛的早餐。
廖夫子倒是很敬业，匆匆忙忙吃过，便急着拉韦宝一道整理熟悉各种资料，都是备考用的。
科考不过几行字，写出来简单，想参加考试依旧困难重重。
要获得资格，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家境殷实，第二天资聪颖，第三字体工整，其中家境殷实占据重要的统领地位。
这三点，韦宝似乎都具备了！
中国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读书做官是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
囿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和生产效率的底下，一般农民家庭很少有余钱余力去读书，所以，走上这条道路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艰辛付出。
先有先祖起早贪黑劳作加上省吃俭用，巩固自有耕地权益，然后通过余钱放贷等方式获得别人土地抵押等权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获得不错的经济基础，家里的后代才有读书的机会。
家境不够殷实的人家，取得举人的资格后，就不得不放弃继续考试的机会，去低级衙门任职糊口去了。
另外两个条件，是读书人的基本要求，没有聪明的头脑，四书五经那套东西一般人根本玩不转。
韦宝记得有个关于曾国藩的故事被广为流传，说曾国藩晚上背书时，家里进来个贼，这个贼本想等曾国藩背完书偷点东西，结果曾国藩背来背去，大半夜没背下来一篇文章，小贼便无从下手，一气之下跑到曾国藩面前，把文章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最后训斥曾国藩如此愚笨哪来的勇气参加科举考试。
字体工整是考试需要，统一小楷答卷，统一字体，不留个人痕迹，避免考试中徇私舞弊。
不论宽进严出的国子监，还是严进宽出的科举考试，几个来回，都得脱层平，保住小命又能中举的，无异于中了头彩。
古代官员人数有限，和现在的公务员不同，官和吏是两个概念。
科举出来的人是当官，最差也是去基层当县太爷，师爷县丞什么的一般都是没考上的读书人当的。
时间太密集的话考出来的人没地方安置啊。即使这样一些人考出来后也是打打杂，等实缺，或者要靠自己去跑。
“韦公子。”廖夫子道。
“夫子，您就叫我小宝吧，您是我的恩师，不必公子公子的叫，太生分了。”韦宝笑道。
廖夫子笑着点头：“好，小宝，你可千万不能举人难考，便心生怯意呀。岂不闻，金举人，银进士。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