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到da县，让胡途感兴趣的发掘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周围多了一些巡警，围上了隔离带，防止普通人进入，进出都需要证件，胡途的证件已经跟周教授的学生一起被准备好，他进出无碍。
他们先整体查探遗址，对埋得较浅的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铭文初步判断遗址所在原为北魏定国寺、唐代龙兴寺和后周天齐大王行宫。
遗址核心区域南北长约145、东西宽约110米。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他们的发掘许可证上仅批复了清理淤泥下的地表遗迹项目，是否继续向下发掘还需要看情况。
从出土遗物判断遗址的时代从北魏末年一直延续至后周宋初，由于延续时间较长，破坏比较严重，未能发现属于北朝、唐代的遗迹，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为后周时期的天齐大王行宫。
天齐大王行宫平面略呈曲尺形，南北最长约84、东西最宽约70米，四面有断续存在的围墙，围墙坍塌严重，地表仅见隆起痕迹，东南方向围墙基本无存，围墙宽约25-38米，残高约03-05米，从解剖的东墙看围墙应为土筑，掺杂有较多烧土、砖瓦碎片等，未见夯打痕迹，围墙内侧有排列规整的树桩。
行宫内以前后主殿、石香幢、香火坛、门址构成的中轴线为中心，主要建筑东西对称分布，中轴线东西两侧为厢房建筑群。其中主殿西侧为偏厢建筑群，残留房址5座；偏厢南部为西厢房建筑群，清理房址4座；西南部凸出部分仅存房址1座；主殿东侧为一处偏殿建筑，偏殿南部为东厢房建筑群，清理房址2座。
这些建筑基本上均为砖砌，台阶、散水、铺地砖、门砧石等保存较好。行宫整体布局严谨，房址之间由庭院间隔，房址前及庭院内可见成排树桩，疑为经过规划的绿化树。
行宫范围内出土文物种类丰富，制作精美，主要有功德碑、石佛像、石佛像台座、陶瓦当、陶建筑构件、木制品、瓷片、铜钱等遗物。
三块功德碑以记载碑主生平为主，从碑文看碑主均担任过济州刺史一职；出土钱币主要有五铢、常平五铢、永安五铢、开元通宝、波斯萨珊银币等；出土瓷器窑口主要为定窑、邢窑等，器型以碗、罐为主，部分器物底部有墨书；出土木制品主要为椽木、坐斗、木梳等，此外香火坛中还出土有疑未烧透得圆形方孔纸钱。
从发掘情况初步判断行宫内建筑大量重复使用前代物品，部分房址可能有改建现象。
唐代龙兴寺虽已不存，但行宫范围内出土较多与龙兴寺有关的遗物，如开元二十五年龙兴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青釉碗底墨书“龙兴寺”，唐开元九年造像题记、景云二年造像题记、线刻人物供养等。龙兴寺至少应建立于初唐，可能毁于盛唐之后。
遗址内出土的一通刻于北魏永熙三年的功德碑中提到“定国寺主、寺都维那”，疑定国寺即北魏末年的遗址所名，这一时期的遗物主要有大魏造像题记、北齐河清三年造像题记、乾明年间造像台座等。
行宫外围还零散发现有房址6座，井1口，墓葬1座，房屋由于破坏比较严重，仅余底部基址。而遗址西北约100米处地表采集有大量陶瓷片，该区域东西长约400、南北宽约300米，初步判断为一处聚落遗址。
“好，好。”周教授激动地赞叹道，“小胡这一次可立了大功了，他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的考古空白，对于研究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传播、水文变迁、民众信仰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可惜他不是我的学生，否则光是对遗址的发掘与后续研究，就足够让他读到研究生毕业，再加把劲，拿博士文凭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些话都是背后说的，胡途并没有听到。而胡途并不觉得他的功劳有多大，反而有些心虚。为了更好的融入其中，他秉承着少说话多做事的原则，跟在何静身后默默当个循规蹈矩的小跟班，时不时还拿苹果、西瓜“贿赂”现场考古人员，这让他获得许多学习机会和接触发掘出物品的机会。
哪怕只是一小会，哪怕只是靠得近一些，胡途都能趁机将其中的灵气吸收干净。当然会有许多漏网之鱼，也有因为时间原因放弃，或者只吸收部分的，即使如此，那被他吸收的灵气数量依旧可观。
而这一切在周围考古人员和华清师生的眼里，便成了不骄不躁的典范。
“那小子是挺不错的。”冯伟点点头。他难得赞美年轻人，胡途功劳如此之大，让他也忍不住赞美道，“大秦村遗址是sd所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宗教遗存之一，天齐大王行宫遗存在目前国内已公布的考古资料中属于首次发现，为研究泰山信仰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的资料。如此重大的发现，这小子还能保持一颗平常心，连记者发布会都不参加，真是太难得了。”
“呵呵，难得听你夸奖别人。”周教授笑着说，他倒不吝赞美之言，“不过小胡确实配得上你的夸奖。大秦村遗址内出土的北朝碑刻、石造像、墨书瓷器、圆形方孔纸钱、椽木、坐斗等均属重大发现。小胡能不起贪念，在现代这个功利的社会里，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怎么夸都不为过。”
“我不喜欢夸人，是因为没有几个年轻人值得我夸，那小子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冯伟喝了口水，“而且那些小子不是不喜欢钱，他只是不贪婪，不拿不该拿的。我前些天听老董聊起了他，听说他核雕做得很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