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朝公署的胡媛在吴用的暗中指点下，依照主公的意思，接待了祖士远一行人，并明确提出让方腊军撤出两浙路的话语。
祖士远就知道这一趟要白跑，不过还是不死心地再三请求，看在同为义军的份上能划几块州府和平共处。
胡媛只得下了逐客令，并且正式派人递交了文书通牒，明确限定十一月中旬是最后的期限，届时前线军队将对睦州、歙州、衢州展开进攻。
在朝公署这边确认讨不到什么结果了，祖士远只得硬着头皮去原泉州府知府府邸也就是现居的宅府上拜帖，却遭到秘书署周敏的拒收，并且让侍卫们把他们“礼送”回驿站。
连面谈张临的机会都没有，这一下，祖士远一行人彻底死心了。
且不管方腊派来的谈判队伍如何掲过，自年初开始谋划福建路时候，就已经派人去往成都府路打探交子工艺的情况。
前段时间又着令锦衣卫派遣大量人手入川，终于是找到两个民间“仿制”交子的工匠，动用多种手段才把人顺利从宋境转移到福建辖地来。
等到亲眼看到这两位工匠做出的交子，并且详细询问制作和仿制工序后，他对纸币政策的实施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原因乃是宋朝廷当初推出交子政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市面上冒死仿制的人太多了，人们对交子已经失去了信心，没人敢用。
原先设想以编号来防伪的手段在工匠们看来其实作用也不大，虽然这个措施可以仿制大批量仿制的现象，却无法阻止小批量仿制。
打个比方说，一百两银票面值不算高也不算低，但仿制的成本只在几十两花费上下，需要的就是匠人的熟能生巧手艺。若是只制同一编号的银票十余张，那就是十倍利，大大超出了本钱。若是仿制出几张百两金票，能正当使用出去，那就算赚翻天了。
所以，愿意为之冒险的匠人肯定还是很多的。
仔细想了想，还真是这个道理，若是仿制成本高，那肯定干这勾当的人会少。
纸币政策若是泡汤，那财政总署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负荷运载，原本的税赋政策也得跟着相应调整，整个经济链都得变动。
吴用看着愁眉苦脸、一副不甘心的神色，低声建议道：“既然仿制成本不高，主公不妨只让银务署印一些小额面钞和一些大额面钞，中间额度的就不需印了。”
“此话怎讲？”
吴用耐心解释道：“比如咱们现在市面上，一个肉馒头也就六七文钱最多，百姓们通常都是用铜钱而非银子，至于金子则更少用到。若是以小额钱票代替铜钱，设以编码，那便是仿制成本大大超出了钱票本身的价值。若是贼人不死心地仿制百千数张铜钱票，整花容易露馅，散花大费周章。再者，若没有一本万利的机会，敢冒杀头风险仿制钱票的人想必还是少的。”
“此言有理。”
吴用笑着又道：“至于大宗交易，则也可以用大面额的票钞，只需钱钞持有者拿着官方的背书，再设以户主自己定下的兑款口令，交易双方都需要在各地银务署中押印文书。就算有人仿制出来，一无兑换钱款的秘密口令，二无押印文书，还得接受银务署的复审核查，能兑出钱来也算这人有本事。”
笑道：“果真有这样人，那不但有手艺有胆色，还得精通骗术，这样的人也可算是人才了。”
吴用的建议还是很值得考虑的，小额钱票就类似于后世一元、两元这样的钞票。五十、一百元经常被仿制，但一元、两元则是稀罕事。
大额面钞则类似于支票，需要甲乙双方、秘钥、押印、银务署三方面对面兑款，若是有人真能作假取出钱来，也算他厉害了。
总体说来，在没有更可靠的纸票防伪技术研发出来之前，这的确是可行之法。
不过，具体要如何印，印多少合适，还得让银务署那边出个章程。
至于中间额度的钱票问题
银务署的钟涛被叫到了议事厅中商议如何改制货币的问题。
在听完吴用的建议后，钟涛目光大有深意地多望他几眼，他没有想到主公身边居然还有这种智谋人物，用偏门手段居然就解决了银务署的空缺大问题。
是的，只要能够发行货币，那就意味着辖地可以彻底从经济上独立于宋朝廷，在货币改革的实际操作中，银务署的空缺库存保证金将不再是头疼问题。
保证金有了足够的场面，那发行纸票货币就能有底气，相当于把百姓和商人们手中的具有实际价值的金银铜收归于了国库。
用主公的话说，货币是国家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另一种隐形控制，你说它是剥削还算不上，但却确确实实把经济命脉操控在了手里。
道：“既然要彻底跟宋朝廷独立开，那货币改革迫在眉睫，最迟年初，一定要普及下去。首先把铜钱回收国库！现在市面上，北方每斗米一百四十文，咱们辖地内才一百文钱。就以咱们辖地内的物价为标准吧，按分、角、元来改制货币。”
说到这里，起身拿起石灰粉笔在黑板上边写边道：“以一斗米九十五钱为衡量标准，定为一元，一元等于十角，一角等于十分。一斗米约合925宋斤，一宋斤便价值十文钱，相当于新货币的一角，一文钱相当于一分。百姓们去买米，只需用到角和分就足以。而商人们买米，往往以数百元起步。”
钟涛举手道：“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