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这事情弄得……尽给我出难题啊。”1687年6月30日，宁绍首府鄞县，正在野外视察上定铁路施工进度的刘厚非，向左右随从们苦笑着说道。
实话实说，这次南明出这样的事情，既是偶然，其实也有很多必然的因素。李定国和孙可望的矛盾，只要不是耳目闭塞之辈，这么多年来多多少少都听闻过几回。孙可望这个人虽然打理内政是一把好手，在西营老兄弟中的威望也很高，但终究野心太大，投靠南明这么多年后，看南明越来越不成器，竟然起了篡位自立的心思，这是他与李定国等人根本性的矛盾。
李定国认为，现在南明朝廷根基不稳，国力孱弱，若不想江山蒙尘，落入胡人之手，就只能与南明朝廷群臣勠力同心，一起合作。因此哪怕再看不惯他们的做派，也要捏着鼻子忍受，并想办法化解矛盾，如此才是上上之选。
只是这种论调是不可能让秦王一系认可就是了，别忘了他们是农民军出身，对南明君臣有着天然的仇恨，反之南明对他们也很看不顺眼，总之现在大家是抱团取暖，互相利用。但如果安定日子过久了，人的想法就可能发生变化，再加上一些私欲野心之类的因素掺杂在内，那么孙可望有自立篡位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成了，他可以做皇帝，威风八面，党羽们也一个个封公封侯，光宗耀祖，大家都有好处，又何乐而不为呢？
不能不说孙可望等人不顾大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大局！他们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这个小集体的最终胜利，而不是整个朝廷或者说天下。与之相比，李定国倒是要高明一些了，他虽然文化水平和孙可望等人差不多，出身也差不多，但考虑问题时所站的高度无疑更高，会从整个天下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他们最大的差别。
因此，从很多年前起，李、孙二人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连带着手底下党羽们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不少。不过李定国这些年身体不太好，一年中有不少时间在养病，为此交卸了不少朝中的职务，这给孙可望势力的做大提供了机会，不然事情可能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但事情现在已然发生了，这不以任何人的客观意志为转移。李定国这会争分夺秒地收拾残局，大顺在调动物资和军队准备入侵，东岸人则在执行对大顺的禁运措施——不管有没有用，制裁这个姿态总是要摆出来的，不然以后这中国大陆上的各路豪强们岂不是要更不把东岸人当回事？那怎么可以！
“队长，孙可望被杀至今已经过了两月有余，事情已经得到了充分发酵。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顺国已经出兵了，而且是兵分两路，分头伐明，一口气吞下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意图十分明显。有三省地盘这么大的诱惑放在这里，李来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听我们的话了，除非我们能打到长沙去动摇他的根基，但这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当然我们暂时怕是也没这个本事打到长沙去，呵呵。”说话的人是台湾银行总经理蔡盛国。
他是接替邵曙光来上任的，是这家大型殖民贸易金融企业的第二代掌门人，在远东地面上绝对算是第一梯队的实权人物了。这次刘厚非视察上定铁路进程，正在宁波的他也被喊了一起过来看看，谁让他们家在这跳铁路的董事会里也有一席呢？而与蔡某人相比，南铁公司远东地区的代表南一民（胶烟铁路管委会主任，上定铁路目前也由他代管）就要低调多了，虽然他们公司是这条铁路实际上的运营者，在董事会里有一票否决权，但他的底气仍然是无法和蔡盛国这种根正苗红又掌握着台湾银行的人比的。
现在南一民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顺、明之间的战争，那是大人物们考虑的事情，而不是他这样的技术官僚。南一民盯得最紧的，其实是上定铁路的建设资金会不会被挪用。即南方开拓队的刘队长会不会在财政不甚宽裕的情况下拿这笔钱去充作军费，到两广乃至湖广一带搞风搞雨，因为顺、明战争对大家来说完全是一次突发性事件，根本没想到，因此财政预算中压根没有应付这种局面的应急资金（即便有也完全不够，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上定铁路建设而筹集上来的大笔款项，似乎就成了可以随意动用的香饽饽，而且刘厚非在这个敏感时刻率大家来视察上定铁路的施工进度，这是一种怎样的表态也很难说，因此南一民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忐忑的，但又没有任何办法。
“打带长沙去是不可能的，大顺有二十多万军队，火器普及率极高，战争经验甚至比我们还要丰富得多，怎么打？要花多少钱？更何况，打了以后，关系恶化了，以后如何相处？”刘厚非这话其实已经很直白了，东岸人现在对大顺的制约还是不够大，甚至连底线在哪里都很模糊，以至于被长沙的那帮君臣们一步步试探底线，牵着鼻子走，也是够让人郁闷的——李来亨那帮人，到底是在战火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踩着钢丝跳舞的事情玩得如火纯青，吃准了你东岸人不敢出兵，甚至连在汉水、长江一带帮助大顺的海军都不会撤走，当真是把东岸人的心思给摸得很清楚了。
现在刘厚非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他发现自己无法动用军事手段制裁李顺政权，只能搞一些贸易禁运，同时撤回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和民生贷款（主要由几家国有银行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