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对徐渝说：“吾闻秦代制兵，器勒工名，且标准甚严。即以弩机论，所须部件不下二十，若伤损其一，可及时拆卸别弩相同部件替换之，不废其用……”
裴该所说的“器勒工名”，就是始见于《吕氏春秋》的“物勒工名”，即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考其诚”，便于就产品质量问题落实责任人。而至于“标准甚严”，乃至同种弩机的部件都可相互替换，就不是古书上的记载啦，而是后世对于出土秦代文物，尤其是兵器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
由此可知，秦之所以能够兼并六国，不仅仅是靠着士卒勇猛，“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还有着强大的军事工业为支撑——标准化生产、严格责任体系，这样制作出来的武器有可能不精良吗？据说，这都是秦墨的功劳。
其实再往前，《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着青铜冶炼配方和三十项生产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要求，古人对于标准化生产的好处早就有所了解。但问题知易行难，当时还并没有大工业产生，基本上都是家庭式小手工作坊，工匠们都是世代相继，口耳传承，做出合格的产品来全靠经验，对于具体参数的认知非常模糊——工匠大多都不识字，怎么可能一板一眼按照规范流程来做？所以只有秦这种强力政府、严密体系下，才可能形成能够标准化作业的国家级工场。
此后历代政府，比之秦的严谨结构有所退步，对于标准化生产的认识也就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了，即便“物勒工名”都未必能够全然做到，遑论乱世之中，徐州只是一个新建不久的地方势力呢？
裴该初始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怎么关注，虽然聚集了徐州各地的工匠，归拢在一起统一为州府生产兵器、农具，以及大到房屋、车辆，小到器皿、饰等各类制品，但基本上还属于工匠们各干的，只是很多小作坊的聚合体，说不上是工场——原因也很简单，裴使君事儿忙，压根儿管不过来啊。
直到徐子垠入幕，情况才略有改观，但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小作坊聚合体的模式。徐渝入幕后不久，便即跟随裴该北伐，这一路上，军中工匠主要负责对损坏武器、铠甲、帐幕等加以修理，而很少造新东西——哪有边行军边现削木、打铁、糅革的道理呢？直到入驻成皋，裴该才始召来徐渝，为了将来在河南地区爆激烈的攻城战做准备，要他尝试制造云梯。
徐渝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很快的，裴该就现了其中的不足。如今他便对徐渝说了：“日前我军云梯，或为贼焚毁上梯、下梯，或为贼设陷折断轮毂，或为大石砸碎前盾，倘若各梯部件可以混用，阵上稍加修缮，便又有二三具，不必拖回营中重造。卿以为然否？”
这个道理很简单，徐渝自然一听就明白了，当即拱手道：“使君所言，的是正论，渝知之矣，然而……此事说易而行难啊……”
裴该笑笑：“我知其难，若不难，何以卿不知用？”
标准化生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古代很难做到。先是必须大工场配合作业，而不能由匠人分散打造——这点对于裴该来说倒并不算什么问题，工匠营本来就以兵法部勒，由徐渝担任行政长官和总设计师，很容易改造工作模式，形成手工协作。
最主要是度量衡的问题，这年月标准度量工具很少，而且材质不过关，因为热胀冷缩等问题，造成四时差异很大，所以部件通用这码事儿，秦代可以勉强做到，这年月因为缺乏相关意识，再加上遭逢乱世，技术反而退步了。
裴该当然也搞不出什么高级的度量衡工具来，他只好引导徐渝，是否能够尝试着根据单一部件的尺寸来制造其余部件，让工匠形成流水线作业，初时可能效率会降低，度会放慢，习惯之后就好了，而且对于军器的制造、修理也益处良多。
然后，他括十二具云梯、十具砲车和五辆撞车的大订单。
云梯还是旧样，并且按照徐渝的新想法，在部分连接处以铁钉加固——不再单用榫接。砲车则是全新形制，裴该取出所绘图样，以示徐渝，徐渝粗略一瞧，不禁喜上眉梢：“此非魏武所制‘霹雳车’乎？！”
官渡之战中，据说曹操曾经改良投石机，制造了“霹雳车”，以对付袁营的设垒放箭之计。据说这种“霹雳车”最大的优点，一是机下有轮，方便移动，二是砲杆可以三百六十度回旋，指哪儿打哪儿。
裴该笑笑：“若止加轮毂与活动砲杆，有何难哉，卿其不能为乎？”若就这两个优点，你既然知道了，难道还造不出来吗，何必用我再重新画图给你瞧哪？
裴该所绘砲车，最重要的，也是划时代的改良点，是变人力投石为配重投石，也就是砲杆的短头不再牵系无数条长索，到时候由士卒合力牵拉，把砲石投掷到远处去，而改成了可加重物的木斗。作战时，先由士卒并力将砲杆长端拽下，以绳索绑缚，置入投石，然后只要斩断绳索，则短头因为木斗中重物的作用自然垂下，长端扬起，便可将砲石掷出了。
其实这颇近似于宋元时候的“襄阳砲”。旧式砲车的好处，是理论上能够建造得很大，只要牵拉绳索的士卒足够多，多大的砲石都能出去；弱点是因为多人牵拉之力难以完美配合，所以准头很差。裴该设计这种新砲车，则主要是为了增强准确性。
至于撞车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