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6和没读过什么书，才刚到淮阴的时候，他还是彻底的文盲，是从了军后才被迫识字的。他嘴里那些话，听着很有条理，还夹杂着成语，其实都是照猫画虎，生搬裴该日常的教诲。
裴该想要在军中统一思想，鼓舞士气，深知仅靠煽动种族仇恨是不够的。要知道他所收拢的那些流民，很多人对于胡人或者别的外族，压根儿连见都没有见过，他们是被官兵、盗贼，以及附胡的军队（比方说王弥、曹嶷等部）逼出的故乡。所以其恨胡之心，大概还没有痛恨官府之心来得强烈……
因此裴该宣扬“晋胡不两立”，其内涵要比种族仇恨复杂也深刻得多。他对将领们说：“我中国得天独厚，田土肥沃，气候适宜，但得官无苛政，百姓安堵，人人皆可得活，且能温饱。胡人僻在边远，循水草而牧，生活艰辛，故此胡人每恨不能生于中国也……”
这话确实是真的，根据史书记载，有不少外民族的雄杰之士，在接触了中华文明之后，都深深懊悔，恨自己不是个中国人——包括刘渊、石勒，都有这种想法。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当处于中国之外的时候，会想要到中国富庶之地来抢掠，而等真正进入了中国腹地，站住脚跟，就会起意汉化。
只不过汉化这条道路不是那么好走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从汉从胡，没啥区别，只有该上一个好的政府——包括农耕政府和游牧政府——才是自家可以期盼的福祉。而对于外族权贵来说，从胡则可驱策部民，安享荣华，从汉未必能得着什么好处。魏晋以来，中国阶层日益固定，外人根本挤不进来啊，则你在胡为万户侯，入了中国只能做世家之犬。
刘渊就是如此，他精通儒家文化，倘若身为晋人，又在世家，高官显爵不难得也，可正因为是胡帅，被司马家几个藩王呼来喝去，有若走狗，一怒之下，这才干脆扯旗造反。刘渊一开始野心并不见得有多大，全都是被司马家逼出来的……再加上司马家天下也正好有机可趁不是吗？
到后来魏孝文帝为什么能够实行汉化政策？因为他已经是中原之主了，不管用胡政还是用汉政，他皇帝的身份不会改变，中国士人瞧不起我？砍了就是了嘛。他手下那些鲜卑贵族就不同了，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你再怎么努力，元姓能够挤进世家门阀队列中去吗？
所以外族的汉化，是一个坎坷而漫长的过程，其中还多有反复——比方说因为汉化政策而被边缘化的北方六镇，就汹涌掀起了反政府的大叛乱。从叛乱队伍中崛起的高家受此影响，成为反汉化运动的急先锋。不过说来也有趣，同样六镇出身的宇文家，或许打定旗号要跟高家对着干，凡高家反对的我就必须得坚持，竟然汉化得相当彻底……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因个人意愿而改变，最终文明还是会战胜野蛮，鲜卑化的汉人高氏，就倒在了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氏面前……
拉回来说，这么一番大道理，裴该只能有选择性地向部属们灌输，他说：“人本无胡与中国之分，只有贤与不肖。胡入中国，若能说中国之言，写中国之字，从中国之俗，用中国之政，便可以算是中国人——比方说前汉的金日磾……好吧，关于金日磾其人，咱们容后再细说。然而胡之部帅，驱策其民若犬马，杀伐由心，不似中国之政，有法有律，违犯者才予严惩。则其若为中国人，必受律法约束，是以多不愿更化——或者心想托生中国，其实不能真正以中国人自律也。
“故此彼等入于中国，但知抢掠，践踏田亩，唯愿中原沃土化为草原大漠，中国之人为其婢仆，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故此‘晋胡不两立’，非止匈奴、羯，即氐、羌、鲜卑亦如是。彼在域外，且肯臣服，不行劫掠，乃可不论；若入中国，而不从中国之政者，杀无赦！
“人与犬马相异，为其有灵性也；中国与胡相异，为用中国之政也。人固比犬马为高，中国也比胡为高，从胡者皆等同于不愿为人，而甘为犬马。若止求免死还则罢了，若欲于犬马群中，为其魁，可以供奉祭祀，专以级入宗庙为荣，岂不可笑？！”
众皆颔，只有甄随这蛮子又来唱反调：“都督云晋人为人，胡人为犬马，那我南蛮又如何，也是犬马么？既为犬马，便可任由人来杀了么？”
裴该瞪他一眼，呵斥道：“若甘为犬马，自然杀伐由人！犬马不可为人，胡则可为中国，难道蛮便不可为中国么？汝今在我麾下，我何尝以犬马待汝？！”
甄随嗫嚅道：“那是我说中国之言，从中国之俗，还写……识得几个字而已……”随即一挑眉毛：“按都督之意，如今我也是中国人了么？”
裴该点头：“将来我等兵进中原，若逢胡骑，攻之可也，不肯降顺的，杀之可也。若彼倒戈来降，愿归中国，则须散其部众，使为编户齐民，加以更化，乃可为中国人。”民族融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一则必须野蛮归从于文明，游牧归从于农耕——即便不论谁比谁高，终究我屁股也是坐在农耕民族这一边儿的嘛！二则不打破旧有的、原始的氏族形态，游牧民进入中原后不能安心农耕，不能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那就不能算真正的臣服、汉化，迟早还会闹出大乱子来。
当初曹操迁五部匈奴入于中原，就是手还不够狠，没把游牧民的组织形态打破——或者也是时间还不够久，没来得及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