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曾和南宋处于同样的形式，但南宋尚且苟延残喘了上百年，南明却迅速败亡。不可否认宋高宗赵构还是有些头脑的，起码他知道收编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如虎狼之师的岳家军对抗敌寇。
许多史籍中都将弘光朝的灭亡归咎于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的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而事实上，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志侏儒，这才是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弘光朝时，当政官员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江南这块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荣家安身，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全被忘在脑后。
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
忠臣亦误国。比如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的何腾蛟。纵观其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无所作为。隆武时期，他伙同湖北巡抚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收罗一批散兵游勇充当嫡系，隆武帝遇难，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明军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挑起明军自相残杀，给清军以喘息之机；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
忠臣者，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抗清大业，忠于兴复华夏。若有碍于此，甚至阻挠破坏，则是陷社稷于险境。陷天下于危难，陷万民于水火，乃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朱云杨曾说过这样的话，目的是把忠臣的定义从只忠于皇帝的狭隘范围中解放出来，属于应时应势，偷换概念。当然，这也是他的心目中真正的忠诚，而不是对一家一姓的愚忠。
福州光复，傅祥投水死。加急战报摆到朱云杨案头时，他正在新一轮的战争公债发行报告上签字盖章。债多不愁，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负债经营，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长江水师出动，海路增兵向北。都需要大批的钱财物资供应，一下子掏空了政府的积蓄。朱云杨不得不又借钱维持，商团倒是很踊跃，还有无偿捐输的，只为了日后在明军控制的东南沿海能够方便行走。
朱云杨粗粗看过战斗经过。却专心寻找缴获的数字。然后，他笑得畅快起来。“这满清官员倒是搂钱的好手，可惜落了暴敛的恶名，最后还得给咱们送上份大礼。”
“苛派夫役，勒索银米”，并夺农商之业。“以税敛暴于闽”。不仅民愤极大，更聚敛了巨额财富，却让明军既得了为民除害、解民倒悬的好名声，还得到了不下二百万银子的财物。
“皆赖殿下洪福，方得此大胜。”方成笑着恭维了一句。伸手指了指发行公债的文书，问道：“那这公债是否可缓行？”
朱云杨沉吟了一下，摇头道：“不，还是照计划发行，让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同参与到这场国战之中。嗯，广州光复，减免粤省赋税一年；；这福州，还是照旧例，不可厚此薄彼。”
一面借钱，一面减免，看似有些矛盾，但性质却不同。有借有还，民众没有损失，还能赚些利息。可要是明军败了，清军再卷土重来，那可就收回无望了。减免则有战争红利的意思，让百姓感受到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好处，感觉到自己的支持拥护是值得的。
“福州一下，闽省可定，我军径可直取江浙，进而光复江南。”方成说着说着，显得有些激动，克南京，拜孝陵，朱云杨便完成了皇位攀登的重要一步。
“江浙乃钱粮赋税之地，怕是要经过一番苦战吧？”朱云杨并没有马上决定，神情也平静下来，低头开始重新细读战报。
旁人都说朱云杨用兵谨慎，其实却不全面。对由燧发枪、刺刀装备的明军到底能有多大的优势，他的心里也没有数。所以，每次战役的计划，他总是尽量以多打少，只有在兵力在优势的情况下，他才觉得把握。
如果从实际上来讲，明军现在具有的优势是很大的，既有火器的远程，又有刺刀的肉搏，战术愈加完善，且粮饷足额，士气不堕。但朱云杨却还是停留在以往的思维当中，不把部队装备齐全，弹药不够充足，他便不冒险。
闽省大半光复，最直接的想法便是方成所说的攻击江浙。有水师配合助攻，虽然清廷必然为保财赋之地而增兵，但明军取胜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当然，明军还有两个选择。一是由广东兵入江西，二是由广西攻入湖南。这两套方案的重点便是攻至长江，尽快与北方义军会合，使其得到武器装备的补充加强，从而使各部明军联成一片。
相对来讲，朱云杨更倾向于兵进江西的计划。因为江西清兵的战力不强，也因为江西是瓷器产地，可以大量出口，海贸收入可观。而且闽省既下，攻击江西便不只是赣州一路，闽省明军可以从闽西北进兵，距离江西省会南昌更近。
“我军已经收降俘虏了两万多降兵，接下来扫荡闽省其他州县，这个数字还要增加。”朱云杨边读边若有所思地说道：“加上新兵，应该有三万人马可以入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