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司长说：“是有，那得碰运气了，解放初期为了解决老百姓的住家问题，几乎把咱京城的大点的院子全拆了零了，最大的一个亲王府，一个院子住了二十几户，最小的像我住那种，院子里也有五六家，整个京城都是这样，塞满了。
从前两年开始，就有不少人在打四合院的主意了，有些是解放前跑了，现在回来找政府要房子，咋办？政府不能不讲道理啊，人家证件房票啥都有，那就还呗，这样一来二去，居住方和产权方就形成现在这样的局面了，谁拿谁也没有办法，好一点的能按期收点房租，大部分甚至房租都收不上来，天天到处告状。
还有的是想自己攒个院子的，今天买一份产权，明天说通一家搬家，那得跑多少次单位，去和居民说多少次才能凑下一个完整的院知道不？我知道的最短的两年，最长的五年多了，现在还在跑呢。没有办法，这可不是一家两家。”
张兴明问：“就没有产权清晰的？这么多院子，我不信全是那么复杂。”
柳司长说：“有，几个院子一份产权的都有，但那都是园林啊，博物院，学校，街道还有解放前就存在的原房主这些，想从他们手里买下产权不太容易，而且还是得解决居民的问题啊。”
张兴明说：“试试吧，我还是想买几套，由其是后海这片，我知道有不少大宅子，你帮我打听一下呗，万一遇到没这么复杂的呢？对吧？”
柳司长苦笑了一声，说：“行吧，我给你问问，明晚见面说吧，我先挂了，刚才以为是哪个单位的保密电话呢，你婶子和孩子被我赶到院子里去了，我去叫他们回来，外边多冷，我跟你说兔崽子，要是你婶子和我儿子冻出个好歹来我看你拿什么赔我。挂了。”
柳司长挂断了电话，出去叫在院子里冻的下哆嗦的老婆孩子去了，张兴明这边放下电话开始发呆，心里总觉得有啥地方不太对劲。
坐在那想了半天，张兴明抬手拍了一下大腿，年代，自己忘了这茬了。
后世四合院火起来，交易频繁，那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了，离着现在好些年呢，那时候京城已经开始扩建翻建，许多单位的职工搬离了胡同区，好多院子要么闲下来了，要么剩个一两户，而且都迫不及待的想搬走上楼，市场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热了起来。
可86年呢？只要院内居民的原单位不能再分一套房给他住，还真就没法逼人家搬家，产权是你的，但人家是住的国家的啊。
那时候京城这边的大部分杂院福利房也是要交房租的，一般是街道代收，一户人家甭管几口人，一个月几块钱的租金必须按期交，一般单位发工资的时候又会给补贴回来。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中央限令强制结束福利房政策，原有福利房交易给住户并办理产权证明，才算基本上结束了这种纷乱，但事实上京城的福利房转产一直持续到2005年还有些地方没扯清楚，难点就是这些大杂院。
不过好在那个时候，大部分居民都不想在这压抑杂乱的大杂院里和了，纷纷自己想办法搬走，这边能卖点就卖了，对于产权方或者购买方来说，事情变得容易得多，同时，购买的价格也就一高再高。
而且说实话，四合院其实如果不花大价钱改造的话，住起来其实并不舒服，后世之所以火的不得了，也是一种需要性的炒作而已，成了显示身价和身份的标志了。
后世一亿买个院子，想住的舒服，至少再填两倍进去，这种古建筑的改建修缮以及现代化改造的费用加起来，能把人吓尿了，但不改建不改造你就想住舒服？你真想多了。
后来一直到2016年，北京三环内都还保留着几大片大杂院，一些是根据计划保留的古建筑胡同文化群，经过规划维护修缮，成为一种地理文化的标志。
一些就是无奈了，大杂院片区，理不顺剪不清，谁遇到谁头疼，而且时间越久事越多，事越多时间就越往后拖，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无奈了，政府无奈，老百姓也无奈。
别觉得京城和上海这样的地方老百姓肯定过的相当好，过的好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过的还不如二三线成市小民，扛着京城上海的牌子，福利没享受啥，义务一样不少，能舒服吗？
……
第二天，张兴明带着两个形影不离的影子坐车逛起了京城，故宫周围，后海，锣鼓巷，前门，斜街，把记忆里后世留存的二三环之间几个主要四合院片区都逛了一圈，这时候这些片区大部分还保持着原貌，和后世修缮规划后的区别相当大，那就是一个字，乱。
胡同里堆满了杂物，煤棚子，烂车子，别说汽车，自行车都不好进，透过大门往里看，院子里更乱，堆满了各家的东西，加盖的小屋，自行车，煤棚子尿桶，张兴明还看到几个院子里有鸡笼子，几只掉毛的母鸡在里面扑腾。
在这些胡同都能看到歪着军棉帽，穿着军大衣或者军棉袄的半大小子，敞着怀倚在门或墙上，几个人聚在一起抽着烟，打量着来往行人，遇到女孩吹声口哨换一个大白眼，哈哈笑几声。
京城和东北最大的区别就是大街上很少能看到打架的，不像东北人说动手马上就打起来了，京城这边冒火了也是嘴炮上，然后约架，约个时间地点，双方去盘人，到时候再干。
不过真正能干起来的不多，过了当时那会儿，火气没那么大了，然后双方人马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