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屋，老太太正包饺子呢，按住我，非让吃饺子。我哪儿有心情吃饺子呀，就想看那案子。老太太还说不着急，吃完饺子再说。可那饺子刚擀皮，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啊！我执意要先看案子，就拉着老太太上人家后屋去了，一看，好！一个柴木的大案子，特柴，根本不是黄花梨！我一下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觉得白跑了。于是我们一路无话，开着车就回来了。
路过东四路口，我朋友就喊：“停车停车！”车停了，他下去说：“小马，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走了。车拐过弯儿来，就是东四五条。五条就是出租汽车站，车停了，我得结车钱去。最后我结了2oo多块钱，那时我每个月才挣不到1oo块钱。我当时脸都红了，心里恨死这件事了。所以这案子没记住，事情记住了。所以说，人不能办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个祠堂里，曾经看过一张非常大的黄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观念特别重，所以每个村里都有宗祠。那张案子非常巨大，长4.2米，案面是一块独板，俗称“一块玉”，就是说整块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案子。这张案子几百年来都在这个宗祠里，受无数人的礼拜。可惜最后还是被拿出来卖，整个村里的人都在场院上坐着，买的人点好钱，全体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当时的能力，没有办法买下这张大案。这案子现在在美国丹佛博物馆展览。我去丹佛博物馆讲课时，又看到这张案子，非常震撼。
这张黄花梨大案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在村子里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但村里人为了分笔钱，把几百年的案子卖掉了，最后辗转到美国，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来了。以后有机会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这张“天下第一案”。
由于案子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低。所以，桌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比如过去的人家，一进屋就放着一张大条案，靠着主墙，上面摆两只掸瓶。我小时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个大院。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这张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见案子上面的大掸瓶。这就是我对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时是2o世纪6o年代，后来这案子上哪儿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来越接近实用的时候，就跟案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卓”字后来才把底下“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了现在的“桌”字。
桌与案从功能上讲，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们有条桌就有条案，有画桌就有画案，有书桌就有书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饭桌，就没有饭案。因为吃饭这件事虽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精神层面上讲并不重要。过去古人从文化上还比较鄙视吃。他觉得天天去谈吃，层次太低了，得谈点儿文化，谈点儿梅花、竹子，才比较雅。所以，吃饭比较低，我们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饭的桌子大多是方桌，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吃饭的制度有关。我们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为什么有举案齐眉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是分餐，我举一份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份。如果当时梁鸿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举着你吃，然后你举着我吃了，对不对？我们的分餐制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顶多是人家给你端过来，你才能夹一筷子。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传统习惯，所以中国人从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顺便把脑子也给练灵巧了。我们再看韩国的筷子，是金属的，因为韩国老烧烤，赶上咱这种筷子早就烧坏了，所以必须使用金属。从小小的筷子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征。
随后亮格柜出现了。“亮”是通透、透亮的意思。所谓亮格柜，肯定上面有一部分通透，就叫“亮格”。这种柜子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叫法，“万历柜”。万历柜是明朝万历年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