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陆贽的这番话，高岳是服气的，这家伙不但文章写得漂亮，并且还通时务得很，如果说之前他当泾原孔目官时，段秀实告诉他边军的四大弊端，暴露的是军队本身问题的话，那么陆贽这番“六失”的分析，其实就是立足于整个战略局面所总结出来的，意义比段秀实的见解还要巨大。
那么很自然的，皇帝下步就要询问该如何弥补这“六失”。
结果陆贽便一条一条地分析说，首先“理兵乖方”和“制用财匮”这两个问题，有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罢掉每年的防秋，即不再从关东抽取大批防秋兵。
“如此的话，京西的军力够不够？”皇帝问到。
这时是高岳出列代替陆贽回答的，“臣岳先前转战多个方镇，如今凤翔陇右有兵两万，泾原两万五千，而驻屯灵台、麟游、普润的邢君牙神策右军有两万五千，先可于其中抽出八九千兵，分别驻屯于摧沙堡、白草军城，而让泾原行营前移守御战线，重点驻屯于平凉、朝那和连云堡，如此京西军势足矣。而奉天城又有神策左军两万五千，可抽取一万兵，由骆元光统管，至盐州五原筑城固守，联合灵武康日知、庆州论惟明、夏绥银的韩潭各部，足以控制朔方，西抗西蕃，东制党项。”
而李泌也补充说：“诚如陆敬舆之言，大历年间因路途遥远，浙东浙西及岭南不必出防秋兵，但需依据各道所分配的‘防秋兵额’，按每兵二十贯的数目折纳钱财，助他道出兵防秋。”接着李泌便竖起两根修长手指，微笑着对皇帝说，“也即是说，一防秋兵自关东至京西，度支司在他身上要花二十贯钱。”说完这数目后，李泌又摇动手里的羽扇，再心算了番，“不过这二十贯钱，只是防秋兵的口粮、衣赐和酱菜一己所需，若加军粮的转输费用，每人身上还得再花十贯钱。关东防秋兵额名目上为十多万，但常年至京西更戍的大约只有四万人，也即是说每年防秋兵所费为足足一百二十万贯，陛下现在养神策京西大营五万兵，殿后神策军二万兵，北衙六军一万兵，所赐三倍于边军，每年也不过粮食八九十万石，钱帛二百三十万贯而已。更重要的是，花在防秋上的一百二十万贯有什么用呢？来的全是羸弱之卒，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先前肃代二宗在时，京畿军力贫弱，才有此无奈应时之举，如今可彻罢废。”
“那节省下来的一百二十万贯？”皇帝眼睛一亮。
李泌再次笑起来，请求说：“八十万贯可由陛下分赐京西的各镇边军，改善他们的武备和生活，而四十万贯可入延资库。”
“延资库？”
“是也，自朝廷行两税法来，收入虽比肃代时期大增，可支出也大增，皇城台省在增人，地方幕府行营州府也在增人，边军在增人，神策神威也在增人，故而度支司每年所得钱财，往往还不够支撑官俸和军需的，陛下内库又要支撑宫廷御用，每年也就一百万贯钱的额度，要是一遇紧急情况，便只能继续往民间加征摊牌，弄到最后，百姓的赋税比两税法前还要重了，长此以往，于国于民都不利啊！”李泌喟叹道。
其实高岳明白，李泌的这番话，就是后世所说的“黄宗羲定律”：
即古代每次税制改革，百姓的负担在下降段时间后，便会又涨到个比改革前更重的水平，即黄宗羲所说的“积累莫返之害”。
而李泌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设立延资库，说白了便是国家的“储备资金”，罢防秋兵后，每年减省下来的钱财，强制性地送四十万贯入库中，这样数年积累后，一旦遇到国库告罄的紧急情况，便可启动延资库救急，不用再给百姓临时增添负担了。
并且李泌还对皇帝建议，非但是防秋军费要送延资库，此后户部度支司、盐铁转运使和天子内库里节余下来的，都可送此库中，把它变为我唐的“聚宝盆”。
对此皇帝是答应的（只要别老是叫我动用私房钱就行）。
随后陆贽又提出其他数失的解决办法，那便是在西北边镇恢复府兵制，不过在高岳听来，此府兵制和初唐时期的府兵制还是有比较大区别的，更像是在边地营田和募兵两种军制的混合。
陆贽说：“如今可将西北各镇的募兵费用分为三份，一份交给本道节度使招募愿迁徙到边城的少壮戍守，一份由本道交给专门吏员至关东及其他地方募兵（蕃汉蛮夷都可以），还有一份留在本道军府，专门给应募而来的新兵充作沿路和到地食宿安家费用的。另外，度支司还要拨出专款，仿效昔日高廉使在百里营城屯田的举动，购置耕牛、种子、农具，招募专门工匠围在军城下居住锻冶制造，而后便是营田足食。”
高岳就补充说：“按照陆敬舆的这种征募办法，不出三年，凤翔、泾原、朔方各镇可扩兵三分一，且多为愿效命边疆的健儿。另外西北各州地荒人稀，编户极少，不妨索性将各镇边军一分为二，六成为‘田士’，四成为‘将兵’。”
皇帝便问，何为田士，何为将兵。
高岳答曰，田士平日里按屯队编制营田足食，或效力马坊，农闲时教习弓弩、长矟、阵列，每逢作战也可追集充当辅兵；而将兵，索性不授田产，专力训练，配以铠甲、兵器、旌旗，为军镇精锐，既可守城池军府，也可远征于外充当兵锋。按照此军制，我唐此后便可攻可守，蕃贼如来，田士守各军屯坞堡，将兵伏险邀击；如我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