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帝国的各道来说，上供、送使和留州三品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总体来说，浙西、浙东这样的相对安宁，军事压力没那么多大的地区，上供比例就要高，超出一半；而西川、兴元这样军事压力较大的地区，送使和留州的比例就要高，因为要养兵。
“先前圣主又送四千淮西兵来，本镇兵额也向上增加，即官健（白草军、淮西兵这些正规队伍，由送使钱养着，节度使一级的财政）额度为一万一千，土团（州兵团结子弟，由留州钱养着，州一级财政）额度为五千，官健需有口粮、衣赐、杂赏，土团需有追集用的粮酱菜，再加上府州官佐的俸料支用，如此军资钱每年合计为三十二万贯。”
那么所谓的“军资钱”，支用的用途主要是六处：
官员们的俸禄；
军队的衣、粮、酱、菜；
修造甲仗军器费用，这倒是小支出，因朝廷现在答应出，比如李适就要给兴元府三万贯，专门用于修造兵仗；
赏设钱，即“赏赐”和“设宴”，募兵制下不管是招兵还是让当兵的保持忠诚度，都离不开钱和酒肉，这是笔浩大的开支，并且无法测出定额，军资钱如不够，还得另外想办法获得，比如向百姓征两税钱外的加税；
军马钱，买战马和养战马都要钱，自不必多言；
馆驿钱，这部分钱也要从军资钱里支取。
听到韦执谊的测算，高岳点点头，便示意他进一步说下去。
韦执谊便说，军资钱外，还有兴元府的“杂给用钱”，每年的额度是八万贯。
这所谓的“杂给用钱”，说穿了就是高岳这位府尹和洋、利二州刺史的“私库钱”，类似皇帝的琼林、大盈库，其中高岳头上是五万贯，其他两州的刺史，也各有万多贯。
听到这个数字，高岳也不由得愕然，他刚刚到任兴元府少尹，就忙着带军队出去打仗，没想到享受独镇一方的杂给用钱竟然恐怖如斯！
高岳不由得迅速在心中算了一笔小账——如今他为兴元府少尹，我唐的内外官俸料制度规定，为京兆及各府大尹者每月俸钱八十贯，为少尹及长安、万年二赤县令者，每月俸钱为四十贯；他还兼任梁州刺史，每月俸钱为七十贯；又是三州都团练使，每月得使职俸料钱一百二十贯；身为梁州刺史，又有“知军事执刀钱”每月七十贯，此外杂给钱三十贯——也即是说他光是从朝廷度支司那里，每月就能得俸钱三百三十贯钱，一年即是约四千贯钱，就这还不包括所谓实封一百户和就任兴元府少尹、梁州刺史在当地所得的职田米。
如今又来了每年五万贯的“杂给用钱”，我去，怪不得那马璘能在京师花二十万贯钱来修治中堂。
终于，终于，那时当集贤院正字，一个月俸钱六贯，还要靠阿霓脂粉钱补贴家用的时光，一去不返了。
当然这笔私用钱，也不是交给高岳直接拿到自家柜子里的，说得严肃些，它算是高岳这个地方长吏的“私人办公经费”，支用的用途就多了，比如“盐酪膏薪钱”，比如“夫人脂粉钱”（轮到高岳给妻妾们这笔开支了），比如“私宴宾客钱”（比如你聘幕府僚佐要给礼钱和行李含在内），又比如用来交纳各方势力的“人事贿赂钱”（注意，这条划去）等等，当然你所管的州郡发生了水旱灾害，或者修治城防，百姓无力缴税的紧急要用钱的情况，你也要拿这笔私用钱来垫付，它更接近于公费外，各道各州的一笔预备资金，不过支配权在各使或刺史手里，用不用在正途，真的要看个人良心。
最后，才是上供给京师朝廷的钱，共是十五万贯。
至于斛斗米，按照比例，二十万石的话，中央和地方是一比七分成，也即是说运给京师两万五千石粮食即可，加上脚价、损耗，交五万石也够了，其余十五万石留存在赤崖仓当中。
所占的比例为兴元府两税钱总额的三成不到。
“嗯，如今除了两税钱外，我兴元府还有那些额外收入？”高岳把话题又转到刘德室的身上。
因为两税法下，中央和地方分税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只要你能把每年上供的十五万贯和五万石米交到位，并保障送使和留州的额度，那么其他的财政“羡余”都是地方所有，对下的弹性比较强，故而大部分节度使、刺史还是愿意投入精力拼经济的——这也是中晚唐时期，虽中央权威衰落，财政萎缩，然而地方却繁荣活跃的原因所在，不少在后代也非常著名的城镇，许多是在这一时代兴起的。
刘德室摊开了随身携带的文案，对高岳总结说，全兴元府除去两税钱外的“羡余”，我做了个初步的统计，大约是以下几个项目：
折纳、加耗、代役所得四万贯；
全兴元府的条租、除陌的商税钱，除去上供的定额外，还可得九万贯。
官田、公廨田、军屯田合在一起，约可得粮谷十五万七千石，如今每斗谷物均价约七八十文，那么折算为钱的话，大概为十二万贯钱；
各司官廨本钱利息，可得五千余贯。
简而言之，刘德室所言的羡余，主要是四项，一为地方上的加减税，二为地方商税，三为地方田产收入，四为地方放贷的利息收入。
听完后，高岳微微皱着眉头，当众说到：“折纳和代役保留，加耗和官廨本钱就废止掉吧！另外，我兴元府军屯营田如今光山河堰、赤崖关，每年应可纯得粮谷十五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