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不慌不忙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都是自私的，同时也是逐利的。如果再约定给予丰厚的利息，让他们有利可图，是不是就容易多了？还可以加一条，只要重建水师后，以官府名义在城内立碑刻名，同时发布告示，表彰作出贡献的借款人，名利双收，还担心没人动心吗？”
这个办法在古代不多见，可是在陈雨的那个时代司空见惯。扩建学校找校友捐款，修路建桥找村民捐款，然后立碑表彰，被索捐的对象碍于情面，大部分都会慷慨解囊，这都是套路，屡试不爽。现在把捐款改为有偿借款，自然更能打动人心。
陈应元迟疑了，以利息诱惑，加上官府的表彰，双管齐下，似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虽然没有先例，但是仔细考虑，未尝不可以一试。
他沉吟道：“假设你说的这法子可行，但是一年期满后，需要偿还的本息从何而来？巡抚衙门依然拿不出银子，还不是一句空话。”
终于绕到关键问题上来了，陈雨打起精神，反问道：“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下官斗胆先问军门一个问题：本朝是否准许出海经商？”
陈应元疑惑地回答：“本朝禁海，难道你不知道，还需要问本抚？既然禁止出海，那么经商自然也在禁止之列。虽然隆庆年间开放了福建月港，但范围毕竟有限，至少在山东和北直隶，出海经商是要禁止的。”
明朝从朱元璋起就禁海，永乐年间略有松弛，但到了嘉靖年间因为倭寇的问题更加严厉，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经，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嘉靖年间，最大的武装走私集团头目王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直到了隆庆年间，明穆宗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才在大臣的建议下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在局部范围认可了私人海贸的合法性。但是这种调整仍然是有限的，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总体来说，终明一朝，海禁政策经历了从严厉到相对宽松，再到高度强化，然后经过调整逐渐废弛，到了崇祯年间名存实亡这样一个过程，但从名义上来说，除了福建月港一带拥有官府颁发船引的商船，民间私人海贸依然是非法的。
这些背景陈雨自然知道，他所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名存实亡的海禁政策。
“军门明见：既然出海经商是朝廷明令禁止的，那么打击这些私自出海的海商就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以前官府没有对这些人动手，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合法的。水师建立后，只要从这些海商身上下功夫，不仅可以偿还民间的借款，保证军队的粮饷开支，甚至能够反哺藩库，给军门创造可观的收入。这样一来，不仅得到了重建水师的功劳，还有稳定的进账，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陈应元被陈雨描述的前景吸引住了，思路更是被打开了一扇大门：原来还有这样的操作，平时只能耗费钱粮的军队居然可以成为吸金利器！
他兴奋地站了起来，来回踱步，权衡着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和利弊。思来想去，他发现计划完全可行。
既然禁海仍然是大明的国策，那么打击私自出海的海商，就是合乎朝廷法度的，这些海商吃了亏也没处说理去。听说海商个个家财万贯，从这些人身上薅羊毛，来钱不要太快。这些钱财，既能填补官库的窟窿，自己也能从中得到足够的好处，于公于私都是有利可图。
陈应元打定主意，对陈雨说：“登州被叛军破坏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朝廷拨付的银两又是杯水车薪，你这个提议简直是雪中送炭。就依你所说，以巡抚衙门的名义向登州士绅借款，筹备经费重建水师，本抚同时也会向朝廷上折子，取得圣上和兵部的支持。不过本抚初上任，手中无人可用，这个建议既然是你提出来的，那么筹措到足够的银子后，重建水师的事情就交给你牵头。”
陈雨大喜，他等的就是陈应元这句话，只有掌握了水师，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这一切都是为他人做嫁衣，白费力气。他假意谦让：“为军门分忧本是下官该做的，只是下官区区一个卫所百户，担负如此重任，无论从官职品级还是职责权限来说，都不太妥当吧？”
陈应元手一挥：“我是巡抚，登莱一带我说了算。何况只是委任你牵头重建水师，并非担任水师统领，就算御史想找麻烦，也无从下手，谁要说个不字，就让他立下军令状，凭借一己之力去筹措银子、建立水师！”
这水师的统领，我也是要谋夺的，只是现在八字还没一撇，要等到时机成熟再说，陈雨心想。
他建议道：“既然军门信任，那下官就不敢推辞了。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军门不妨先行设立登州水师威海营，算是水师的分支，先在威海卫那边试试这件事的深浅再说，如果进展顺利，就正式恢复登州水师的建制，如果捅了篓子，就由水师威海营承担，麻烦也小一些。”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