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在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放开手脚干大事”，必须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自己身为他的儿子，得到他的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轻而易举的，但想得到他的“绝对信任”，还需要再加一把劲，甚至要“耍花招”。曹操的儿子们里，一开始曹操最宠信曹植，可最后却立了曹丕，就因为曹植失去了曹操对他的绝对信任。眼下的西安事变，正是蒋纬国表达“忠心”的一个不容错失的大好机会，蒋纬国不只要对蒋介石表现出儿子对父亲的孝敬，还要表现出下属对上级的“赤胆忠心”，只有这样，蒋介石才会绝对地信任蒋纬国。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这对蒋纬国来说完全就不是问题，因为对蒋纬国来说，忠跟孝是一回事，但两者却又不能真是同一样东西，必须要叠加起来，才能起到双倍的“忠”或“孝”的价值。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扣押，生死未卜，这个时候就是蒋介石部下们“选择站队”的三岔口，在蒋介石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时候仍然选择忠于他，等蒋介石猛虎归山，地位和前途还用说？因为这场劫难恰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如果蒋介石死了，选择效忠蒋介石的人就一无所有；如果选择“效忠新君（何应钦）”，蒋介石死了，肯定大红大紫，蒋介石没事，就彻底倒霉了。站队，就是押注，是把身家性命和下半辈子前途作为赌注进行一场豪赌。举个例子，贺衷寒和邓文仪这两人，都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原本都十分被蒋介石信任和器重，贺衷寒还是“黄埔三杰”之一（另外两个是陈赓和蒋先云），但这两货在这场事变中都站错队，站到何应钦那边，上蹿下跳地为何应钦摇旗呐喊、助势壮威，结果蒋介石脱难后，这两货的下场一个比一个惨，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见到贺衷寒直接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哭泣，蒋介石则愤恨地道：“你哭？滚出去哭！”至于邓文仪，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第十五期的毕业典礼上检阅毕业学员，邓文仪跟在后面，蒋介石突然回头，当众讽刺道：“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想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受此奇耻大辱的邓文仪在无地自容之下，回家后痛哭流涕，差点儿用蒋介石送他的中正剑自杀。这两人的仕途后来一直都是蜗牛爬山。
原先的历史上，利用“西安事变”证明自己忠心并从此平步青云的人里，最突出的就是戴笠。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后，戴笠惊慌失措，因为他负责情报部门，居然不知道张学良“这个阴谋”，从而导致蒋介石身陷险境，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高层里很多人都大骂戴笠是“饭桶”，一些原本是黄埔军校教官或前几期毕业生的高层更是大骂戴笠这个“学弟”：“委员长/校长要是出事，第一个就把你脑袋拧下来”。毋庸置疑，如果蒋介石有事，戴笠会吃不了兜着走，如果蒋介石没事，戴笠还是吃不了兜着走，一个玩忽职守、工作不力的大帽子扣到他头上后，他肯定要倒霉。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戴笠心一横，不顾手下人的劝阻，亲自坐飞机去西安，摆出一副“誓与校长共生死”的势头（戴笠是黄埔第六期毕业生），并且还写下了一份催人泪下的遗书，说“我此去西安，必无生还之理，唯有效忠领袖，万死不辞”（这份遗书后来被蒋介石看到了，蒋介石大为感动）。到了西安，在见到蒋介石后，戴笠立刻扑通跪倒在地，哭泣道：“校长您处分我吧，学生没保护好校长您的安全。”蒋介石为此而非常感动。实际上，戴笠这一步棋走得非常高明，也非常狡猾，他不去西安，肯定没好果子吃，要么蹲大牢要么失宠失权，去了西安，如果死了，起码能留得美名，如果没死，既能抵消掉他情报部门出错的大责任，也能趁机证明自己的忠心。果然，西安事变结束后，戴笠备受蒋介石宠信，甚至戴笠后来生病住院，蒋介石还特地委托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戴笠因此而成为了“人生赢家”。
蒋纬国此时要做的，就是历史上戴笠做过的事（戴笠在这个时空里基本上还会这样做），但是，蒋纬国比戴笠更加高明。第一，蒋介石在西安出事，蒋纬国毫无过错，戴笠去西安是有赎罪目的的，而蒋纬国则完全是去“陪父亲一起死”；第二，此时是12月13日，是事变第二天，蒋纬国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飞去了西安，而历史上的戴笠是在12月21日才去的，足足磨蹭犹豫了九天时间；第三，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戴笠只是蒋介石的学生，本身的亲情关系就比戴笠深厚很多倍，效果自然也更上数层楼。
当然了，蒋纬国此去西安也是有风险的，万一历史变了，蒋介石死在西安，蒋纬国肯定跟着一起死，他此去西安就真的是给蒋介石陪葬送死了，一切就都没了。但蒋纬国估计这个可能性极低，微乎其微，所以他下定决心，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彻底让自己获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妈蛋的！历史可千万不要改变啊！张学良啊张学良，虽然我问候你全家八百遍，但我现在第一次求你，别他妈的突然脑子短路，别杀我爹啊！”蒋纬国心里还是稍微有点紧张的，“你杀了我，我肯定就没戏了，但你如果不杀我，杀了我爹，我还是一样没戏啊！没有我爹给我撑腰，我算个屁啊！张学良啊张学良，你这矬男干了这么多矬事，你也该干点好事了！”
孤身深入险境，对于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