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是在1944年1月23日“死于”日本东京的，1944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猴年），该年的除夕是1月24日，春节是1月25日，因此，蒋纬国“死得很不是时候”，他“死后”第二天就是除夕，第三天就是春节，时间衔接得如此紧凑，所以由于蒋纬国的“死”，五亿中国人都没心情过年了。说到底，蒋纬国在中国境内的威望以及受尊敬、爱戴、拥护、支持、崇拜的程度实在太高了，虽然热热闹闹过大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天经地义的权力，并且热热闹闹过大年跟哀悼蒋纬国完全是两码事，但蒋纬国的“忌日”和春节实在太紧凑了，在蒋纬国“死后”短短的两天、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就敲锣打鼓、张灯结彩、鞭炮齐鸣，虽然是庆祝新年而不是庆祝蒋纬国死了，可这么做确实未免显得对他太不敬，毕竟死者为大，更何况这个死者还是蒋纬国；另一方面，太多太多的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蒋纬国恩惠的中国人确实发自肺腑地因为蒋纬国的“死”而没心情过年，蒋纬国刚死，就欢天喜地地过年？这是思想淳朴单纯的广大中国基层百姓难以做出来的事情，说句不好听的，“蒋纬国将军的头七还没过去呢，咱们就穿红戴绿、喜气洋洋地过年，还有良心吗？蒋纬国将军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他会怎么想？我们那么做岂不是狼心狗肺的行为？”这是广大中国基层百姓的心声。
德国《人民观察家报》报道：“…因为蒋纬国将军的离去，五亿多中国人集体地放弃了庆祝和欢度他们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当除夕和春节到来时，中国辽阔的国土境内，从大城市到小乡村，一片整齐的宁静，没有鞭炮，没有烟花，没有‘恭喜发财’的祝福话语，连春联、灯笼等物都少见，唯有压抑的沉默。这个全国性的现象并非中国政府组织的，而是中国民众自发自愿形成的，哪怕是春节这个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带来的最大的喜悦，都无法冲淡笼罩在中国民众心头的因为失去蒋纬国将军而产生的空前巨大的悲痛和哀伤。这恐怕是中国人过得最压抑、最悲伤、最沉重的春节了，并且是全国性的，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中国人喜欢红色，认为红色是喜庆的颜色，红色也是中国人办喜事时的专属颜色，相对应的，黑色和白色则是中国人办丧事时的专属颜色，毋庸置疑，春节的中国应该被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给淹没，但这个春节却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和白色，不计其数的中国人给蒋纬国戴孝，哪怕是在春节，他们也戴着孝布，尽管这个行为在中国传统观点里是‘非常晦气’的，他们依然义不容辞，一些地方甚至全家披麻戴孝，门窗上贴的不是红色的春联，而是白色的挽联，供桌上点燃的不是红色的蜡烛，而是白色的蜡烛，客厅正堂上摆放的也不是红色的‘福’字，而是黑白色的蒋纬国的照片。春节本来是中国人的大喜之日，结果，中国人却在这个日子里不得不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悲痛，大喜之日变成了大丧之日，既有残酷的讽刺也有沉重的残酷。一九四四年的中国的春节，完全变成了蒋纬国的哀悼日。中国人的春节陷入巨大的灰暗气氛，五亿中国人一起在春节期间为蒋纬国服丧。我们在这个壮观而可怕的现象的深层，感受到了一股犹如火山群般即将爆发的惊天动地的能量，那不是悲痛，而是仇恨，惊天动地的仇恨。…”
对于广大中国民众而言，思考问题直接的他们知道：第一，蒋纬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第二，蒋纬国是壮烈无比地以身殉国的；第三，蒋纬国死后两天就是春节，春节本来是大喜之日，日本人却让中国人在最大的喜庆之日失去了最重要的人、承受了最重大的悲痛，大喜之日变成了大丧之日。无需多言，绝大多数中国人因为蒋纬国的死亡、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时间等众多因素而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说起来，中日两国此时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冲突或民族矛盾了，甚至相处得颇为“融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互利双赢”（中日联手合作确实让中国官方、中国民间得到了极大的实惠，虽然那些实惠有极大比例是日本人不情不愿地、身不由己地让中国人得到的），但蒋纬国被日本人害死足以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重新对日本人充满刻骨铭心的、无法调解的仇恨，让中日两国重新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日本人杀死蒋纬国给中国人带来的仇恨起码等于日本人杀死一千万个普通的中国人”——德国媒体这样评论道。
由于蒋纬国是“死于”日本人之手，中国境内立刻爆发了排山倒海的反日风暴，中日议和停战并且联盟合作后，两国交流非常密切（虽然中日两国在联盟期间仍然互相提防甚至互相暗算，但地理位置决定了中日两国必须一边互相厌恶一边互相依赖，用后世的话说，“我跟日本人是有仇，但我跟日本人的钱没仇啊”），大批中国人前去日本，大批日本人来到中国，或留学或旅游或工作或经商，保守估计，东京甲事件发生时，日本境内的中国人约有50万，中国境内的日本人约有100万。东京甲事件发生后，中国境内的日本人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各城市的街头都涌动着蜿蜒长龙般的游行队伍，既是哀悼蒋纬国也是进行反日示威，在华的日本人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不过，在华的日本人遭到殴打甚至杀害、日本人在华开办的工厂商铺公司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