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堂听完后，低低地嗟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打起仗来最苦的不是军人，还是老百姓啊！”
旁边的北路部队参谋长司徒非少将看着李玉堂：“李长官，你打算救吗？”
李玉堂看了看司徒非，两人心知肚明：真正的战场是在南部，北路部队的任务是展开“强攻式佯攻”，眼下，北路部队顺利完成任务，自然停止这种“杀敌三百，自损一千”的战事，转攻为守，退回栖霞山一带，日军也忙着救援南部战场，无力在北部战场上展开追击或反击，双方都后退，战事就结束了，眼下，乌龙山要塞求援，并且乌龙山要塞被龙潭镇包围，换句话说，乌龙山要塞在日军第5师团的防区内部，北路部队想要援救乌龙山，就必须再度进攻，继续“杀敌三百，自损一千”。因此，为了救出那一万多平民，南京军保守估计要死伤五千官兵，用五千宝贵的战斗人员“换来”一万多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弱妇孺，虽说生命无价人人平等，但在此时的南京战场上，这确实是极度“不划算”的交换。保卫南京，需要的是军人，平民虽然也能发挥作用，但那是青壮年男子，乌龙山的那一万多平民都是老人、妇女、小孩。
“长官...”司徒非艰难地道，“说心里话，如果乌龙山上只有千余军人，自然无需救援，他们在那里为国成仁是应该的，但那么多百姓...作为人，我支持救，作为军人，我不支持救。”
李玉堂苦笑一声：“给我要通二公子的电话。”
蒋纬国正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地下指挥部内，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电报收发声接连不断，上百名高级军官、参谋军官、通讯军官在现场各司其职地忙得热火朝天，有的在地图前、沙盘前反复地推算着、讨论着、研究着，有的抓着电话接听汇报或传递各种命令，有的拿着文件资料小跑着进进出出。一片忙碌中，作为核心人物的蒋纬国反而是最清闲的，他在会议厅一个角落里叼着香烟一动不动，只是认真地看着、听着，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军事家，顶多靠着“历史作弊”进行战略上的指点，真要让他实打实地指挥一场战役，他肯定不是那个料，与其亲力亲为地瞎指挥，还不如交给那些专业人士去干。
“李师座的电话。”刘峰岭拿着一部电话机快步走到蒋纬国跟前，拖开十几米的电话线，“乌龙山要塞守军请求支援，他们不要求突围，只是希望外围部队能帮他们转移走乌龙山的一万多老弱妇孺平民。”
蒋纬国心头一动，他定了定神，拿起电话。
“副参座，是我。”李玉堂在电话另一端说道。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蒋纬国低声道。
“副参座...”李玉堂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起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您定夺。”
“你们个人的态度呢？”蒋纬国问道。
“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想救呢？军人，本就该保护老百姓的，但是...但是...”李玉堂声音愈发低沉，“但是...”他说了好几个“但是”，然后无法说下去。
蒋纬国没说话，他陷入无法抉择的思考中，足足一分钟后，他叹了口气：“能救就救吧！”他知道，自己这个决定也许“不够理性”，但却做到了“人性”。和平时期，理性就是人性，战争时期，理性和人性却往往是冲突的。
蒋纬国无法为了理性而放弃人性，因为这是他的本性。
栖霞山上，李玉堂望向身边的通讯兵：“发报，援救乌龙山要塞守军！”
与此同时，蒋纬国在指挥部内反复思索着，他当然知道这个援救行动会耗费大量官兵的鲜血，既然命令已下，军令如山，不能朝令夕改，因此他竭尽全力地想方设法能够减少一些鲜血。“重炮、坦克，都不行，能动的都已经被送到大胜关战场了，军舰？也不行，乌龙山在下关码头下游，长江舰队只能在下关码头上游活动，那么...飞机？”蒋纬国心头一动，“空军现在有一批轰炸机了，本来被我藏着掖着当做杀手锏的，等着明天早上去轰炸第十六师团，要不...现在就用？出动十架二十架的，应该没问题吧？不会暴露我手里已有上百架轰炸机的秘密，只是，夜间轰炸...太难了...”他打定主意却又犹豫不决，“先联系一下空军吧！如果空军办得到，自然最好，办不到...唉！我也算尽力了。”
中国空军原本是没有真正的成建制的轰炸机部队的，因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走的是“战斗机第一”甚至“战斗机唯一”的路线，不包括运输机在内，中国空军的飞机八成以上都是战斗机，轰炸机非常少，虽然也有过几十架、近百架，但都在残酷的战斗中消耗殆尽，所以基本上没有成立“轰炸机大队”这种部队，都是被编为“轰炸机中队”且隶属于战斗机大队，眼下，德国给蒋纬国送来一大批战斗机，周至柔自然因地制宜地成立了轰炸机大队，共四个，两个水平轰炸机大队、两个俯冲轰炸机大队，每个大队约40架轰炸机，同时配有二三十架战斗机协同作战、负责在空中保护轰炸机。
南京有两个大型机场，一个是大校场机场，一个是明故宫机场，都在城内，这两个机场也是南京城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平时驻有战斗机，此时增加了轰炸机，一个轰炸机大队分为两部分地停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