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眼中的“志同道合者”自然就是没有把资产企业撤离上海的人，他认为这种人跟自己是一样的，“以不变应万变，坐等日军”。但是很可惜，举目整个上海，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蒋纬国这尊凶神的利诱加威逼，基本上没人敢得罪蒋纬国，更不敢得罪蒋纬国背后的蒋介石，再加上“汉奸”这个恶名、骂名、臭名也是绝大部分上海企业家万万不愿意背负的，所以上海工商界里有影响力的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了，导致傅筱庵寻找“志同道合者”的过程十分艰难，他忙活了好几个月，跑遍了整个上海，也只是网罗到区区一二十人，并且基本上都是上海工商界里的小角色，这样的团体自然形成不了什么气候，无法让傅筱庵获得能得到日本人青睐和依靠的资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方液仙成了傅筱庵第一号拉拢对象。
方液仙是“国货大王”、“民用化工业大王”，地位、身份、实力都无需多言，而傅筱庵惊喜无比地发现，上海工商界展开大迁徙后，方液仙跟他一样都在上海稳坐钓鱼台，也没走，甚至还大兴土木建设新厂区。方液仙没离开上海的原因属于“国家机密”，傅筱庵当然毫不知情，对此，傅筱庵阴差阳错且深信不疑方液仙没走的原因跟自己是一样的，都是在“坐等日军”，因此他立刻把方液仙视为“亲日分子”以及最重要的拉拢对象，试图说服方液仙“携手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在战事结束后建设战后新上海的工作”。
傅筱庵不离开上海是为了媚日和降日，而方液仙不离开上海则是为了抗日。自然而然，在傅筱庵多次“登门拜访”后，方液仙立刻觉察到傅筱庵的亲日态度，并迅速通知给了杨江。
“今天下午，傅筱庵去了江湾镇新厂区，对方先生再次软磨硬泡，声称有日本商人想投资方先生的公司，一起开发江湾镇新厂区。”杨江说道，“局座您是知道的，江湾镇新厂区其实是我们那条地道的挖掘起点，如果傅筱庵这种亲日分子多次前去纠缠骚扰，可能会走漏风声。本来，我们以建设新厂区为幌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但这个傅筱庵半路上突然冒出来，我担心这会节外生枝。”
“加派人手密切监视这个傅筱庵，千万别让这个老东西发现我们在江湾镇新厂区里的秘密。”蒋纬国吩咐道，“战事开始后，一旦掌握他的投日证据，立刻做了他。现在还不能杀，杀了容易打草惊蛇。”
“好，我明白了。”杨江肃然立正，然后向蒋纬国告别。
杨江离开后已是午夜时分，蒋纬国虽然满腹思绪，但也开始感到困乏疲惫，因此准备休息，但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我是蒋纬国…”蒋纬国拿起电话，“嗯，桂庭大哥，是你啊，哦？张将军来了？好的，我马上来，嗯…我们一起去…哎，军情如火，睡个屁啊，死后自当长眠，生前何必久睡，走！”
挂上电话后，蒋纬国打个哈欠，在除了他以外已经没有第二个人的房间里自语说道：“给我准备一辆车，另外，把萧参座叫来。”
静悄悄的房间里，蒋纬国看似自言自语，但某个地方却传来一声“是”的轻微回复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是中国最高领袖（职位第二，实权第一），蒋介石不是普通人，所以“真正的蒋介石”肯定不是公众看到的那个样子。跟蒋介石已经相处了这么久，蒋纬国不可避免地知道了蒋介石的很多“私人秘密”，如果披露出书，肯定畅销得洛阳纸贵。蒋介石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行辕（官邸或者住所），在南京有憩庐，在杭州有澄庐，在上海有爱庐，以后退到重庆时会有尧庐，这些住所里都有他的私人办公室。蒋介石在不同地方的办公室的布局都是千篇一律：几个塞满书的大书架、一个落地大摆钟、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一盏台灯、一个水杯、一套文房四宝（蒋介石批阅公文、写日记都是用毛笔），桌子后面是一面国旗、一幅巨大的孙中山的全身画像。蒋纬国曾多次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与蒋介石商谈高级机密，很多机密都因为蒋纬国的“未卜先知”而极度重大，甚至是惊世骇俗，比如中东油田。第一次商谈时，蒋介石先是认真听，然后突然打断蒋纬国的话，接着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最后示意蒋纬国继续说下去。在此之后，每当蒋纬国跑到蒋介石办公室里汇报高级机密时，蒋介石都会先轻轻地咳嗽一声。
一开始，蒋纬国对此没在意，次数多了，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奇怪，某次，他终于明白事情真相了，让他打了个冷颤。
蒋介石是全国最高领袖，很多很多次，为表达他对某人的信任或对某事的重视，他会邀请某人或某几个人到他办公室里与他单独相处，一方面为了保密，一方面是为了暗示自己对此人的信任，此人会顺理成章地想：“委员长竟与我单独共处一室、促膝而谈，由此可见，委员长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