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罕此时正走向自己的画作，它们是他首先要打包的。他站在那儿，注视着眼前宽幅的图纸，拿起其中的一幅草图，又拿起另一幅，然后放下，接着拿起另一幅。
那些是他作为自费生留学美国的珍贵记忆，它们只属于蔡廷罕本人。
在大乾朝廷下定决心“明定国是”，要求各地大办洋务，培养洋务人才后，作为“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省派出的第一批自费（自备资斧出洋学习，归国后以所学专业经过考核，授予官职）留学生，蔡廷罕和许多的孩子们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学习机械、采矿、测量、建筑等学科，“求西洋擅长之技，为中土自强之图。”
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异乡他国，但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几年，他们却成了母国的弃儿。
广东省秉承朝廷意旨，原本希望通过鼓励民间派遣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借此复兴大乾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但不久朝廷便颁布上谕，言及对留美学生的不满，称：“有人奏，……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等人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开办洋务，鼓励民间留学生出洋，原期学得洋人长技，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很快，又有人上奏朝廷留洋学生的“现状”，并建议撤回留美留学生：“……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其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国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对他们的态度渐渐的转变了。
由于“学徒抛荒中学”严重。朝廷专门下达谕旨，要总理衙门致信各国公使，要求洋员专管洋学，不要掺和留学生中学方面的教育。乾廷希望留学生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朝廷的意思，留学生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留学生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总理衙门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土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土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而是这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土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土所及”，这和保守士大夫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土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保守派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留学生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创始者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国家，学好中文是必须的。但朝廷所不满的，是留学生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9079年，一位留学监督招留学生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土所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留学生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就连最为开明的广东士绅也无法原谅留学生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的背叛。渐渐的，大家知道了洋务改革所需要的是什么：
“中土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中土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朝廷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留学生们在美国，却正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人类；中土士大夫们戴着传统********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人类。
终于，朝廷中止了这种自费留学的计划，并要求留学生撤回国内。
留学生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多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蔡廷罕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江面平静而黄色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