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定时（按照地位的高低分一年到十年不等）向宗主国朝贡外，平日里宗主国一般不会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即便出现了纠纷或者是战事，只有在藩属国上表请求宗主国来仲裁或者干涉的时候，作为宗主国的中原王朝才会出面调停或者直接出兵干涉，藩属国制度是古代中原王朝的主要外交手段。藩属国王必须臣服于中原王朝皇帝，服从中原王朝政治模式的影响和管理，同时中原王朝也可以保护他们的领土完整，这是中土人骄傲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中土人认为自己拥有最高的权利。是真正的文明，唯一的世界中心！
宗藩体制下、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的脑海中，天朝的物产丰足、无所不有，天朝以外都是“化外之地”，与内藩外藩的所谓贸易往来往往都是中原王朝的亏本买卖。换句话说。外藩进贡的物品值一两银子，天朝上国回送的物品绝对要值几两甚至十几两，非如此不能显示天朝的富足和无所不有。说得好听一点那叫“散财童子”大把的撒钱给周围的叫花子，说得“通俗”点的话那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为了虚名而甘愿割肉挨宰的冤大头了。
可以说是中原王朝古代的地缘决定了这一制度的出现，在大航海时代没有到来的时候，沿海地带是天然的大后方，因为没有哪个敌手有能力从海上发动进攻，不需要在海岸线防御上花费精力；西南自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后，世界屋脊和喜马拉雅山脉也就成了不可跨越的天堑，作用远远超过百万雄兵；北方的边疆虽然不怎么太平。但是有长城保护，又或是对手基本都是劫一票就走、玩票性质的游牧民族，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放眼西北，茫茫大漠一无所有；望眼东南，涛涛海水望不到边；眼瞅着西南尽是未开化的原始森林；东北那冰天雪地的也不是什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原王朝的地缘实在是不错，望眼四周，还是自己的中原最好，知足常乐是中原农耕民族的传统美德，既然自己的条件比周围都好。自然不会去惦记别人的土地。这和自身条件贫瘠，危机感强烈，成天惦记着怎么走出这片贫瘠土地的东瀛民族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知足常乐”思想支配下，对藩属国的内政。中央政府不愿意也不屑于去作干预，但有一个可能性是例外的，就是周围的藩属们闹得实在不像话，实在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到让朝廷在面子上觉得挂不住的时候，天朝上国为了面子问题才会端起一副家长的架子、高高在上的以老爹教育淘气的孩子的口吻下斥责书。 如果在这个时候闹事的藩属服软认错、满足一下上国的面子以及虚荣心，事情绝对还有回旋的余地。比如随瑭之交的高句丽国主高元，在把上国挑衅到爆发的临界点之际立刻上表服软，自称自己为“辽东粪土臣元”，立刻换来了上国天兵撤兵回朝，之前随军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巨大的损失也因为“辽东粪土臣元”这短短的六个字而归于白费。
如果是属国请求上国的天兵，那就更加是天大的面子问题了，在士大夫的心目中这是一种道义，一种天经地义的责任。小弟有难，身为大哥岂能坐视不理？于是又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和年轻士兵的生命扔了进去，换来的也就是属国的几声感恩戴德的“谢谢”，这还是最好的结果，搞不好还会被三心二意的白眼狼们在背后摆上一道，这种亏古往今来天朝上邦可没少吃。
天朝上国要的就是一个面子，中原王朝历史上的对外用兵根源归根结底无外乎都是面子。随炀帝三征高句丽，靡费军费无算，无数将士埋骨异乡，最后换来的仅仅是高元的一纸降表，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将一个原本富足强大的随朝给折腾了进去。
在中原王朝执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之牛耳的时候宗藩制度确实可以体现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优越地位；可到了中央朝廷自己也没有能力自保的时候，再要维持这种宗藩关系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对于大乾朝，前车之鉴并不遥远， 朝鲜壬辰卫国之战，丰臣秀吉率日本举国之兵攻朝鲜，衰相已显的大眀朝出兵援救仗没打赢，大眀朝的鲜血却给抽了大去，后来还是靠了渤海部的力量，最后退了敌。撤了军，得到的是什么呢？貌似除了后世文人的赞颂之外没有什么。按道理来说，属国可以成为宗主国抵御外来入侵的“缓冲区” 。但在西方殖民者的面前，不论越南、缅甸、暹罗、朝鲜还是琉球。这些小国作为“缓冲区”实在太薄弱，说他们“弱不经风”都是客气话，宗主国尚且苟延残喘，更何况国小如薄饼的藩属国呢？
在殖民成为时代主流的大环境下，保护国-被保护国体系为主的全新的国际法体系被建立起来。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国际法就是强国保障自己的“劳动果实” 的法律依据。相比没有法律条文约束、完全依靠 “恩威” 的宗藩体制显现出了更加完备的法理性，换句话说——没有法理性的宗藩体制在具有法理性的殖民体制面前显得是如此得脆弱和无助。
但是，当一个新兴的体制要取代旧有的体制时势必会遭受到抵抗，可是就如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