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山西票号”的信誉,时人评价说:“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显著。”英国领事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也说:“山西票号信用很高,有力量买卖中土任何地方的汇票。”上海汇丰银行说:“二十五年来与山西商人作了几亿两的巨额交易,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乾国人”。
信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黄金规则,也是政治活动、司法行政的“黄金规则”。诚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不能设想一个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失去诚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倾轧的状态下。能够维持其集团的存在和社会的稳定。不能设想一个诚信缺乏的环境能引来投资和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长远的发展。当年晋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诚信走遍天下。
晋商的文化精神,作为晋商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思想基础,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也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与动力源泉。
晋商“崇商重利”的人生选择,是受历史环境的影响。在基于传统农耕文化而确立的价值体系中,商业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反映出社会大众共同的重士轻商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而瑭以后,科举制度更是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晋人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选择确实为另类。他们认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晋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眀乾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据可查的。时人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显凤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大乾朝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晋商最讲诚信,崇尚“信义并举”。诚信是中土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荦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财神”,做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晋商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晋商具有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晋商在多种行业所进行的不同的经营活动,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人的经验。所有的一切,均需自己去探索发现,去总结归纳,也正是这种几无约束的商业环境。催生了他们的创造活力。具体说来,晋商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资本运营中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眀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市场规模扩大,晋商先后推出了贷金制、朋合制、伙计制及股份制等经营管理模式,并针对不同时期的商业运作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因而实现了管理与商业发展、社会经济同步运行的良好态势。其次是圆融有度的人事管理策略。综观晋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选择、培养教育、奖惩激励等方面,他们建立了一套既严谨规范、又适于人才成长发展的用人机制。在人才选择方面,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一旦选准。就放手使用。晋商还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奖惩激励机制,以激发每个成员的工作热情。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教育,看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