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季皋一计不成，又生毒计，所用的手段，便是对本来经费就不足的船政进行“釜底抽薪”。
船政创立之初，建厂的经费便是从闽海关的四成洋税下划拨40万两白银，另从六成洋税下每月划拨5万两白银作为运行费用。而左季皋的办法，便是以西征需饷的名义。停了船政的运行费用，将这些钱划给了西征军，等于是掐住了船政的喉咙！
左季高做事竟然如此决绝，深出沈佑郸意料。但林义哲认为船政不可能永远仰其鼻息，任由其摆布，同左氏决裂，是必然之事，只是早晚而已。早一日挣脱其羁縻。未尝不是好事。而沈佑郸则虽然认同林义哲的话，却担心饷源已断，又无养船之费，船政根本无法运行，而林义哲却指出，就是按照左季皋所想，专造兵商两用之船，经费也是无从措置的。当初左季皋的设想，船政造出之舰船不需专项维持经费，船舶之维护、舰员之薪饷都要依靠去装载商货来赚钱维持。他这一创想看似合理。实际是无从操作的，船政不可能专门组织人手去招商揽活，而用这么一艘非驴非马之船去参与商运竞争，与那些已成规模之外国船运公司相比，又显得势单力薄。即便能获利，而要以此维持一艘兵船之费，也是杯水车薪。何况船政之经费开支早在左季皋在任时就已限定，哪怕没有此事，养船之费，也需另行筹措。
林义哲给船政想出的新办法。是在第二号第三号轮船已经在建，兵舰暂有规模的情况下，接下来建造几艘专用运输舰，仿西洋之制。成立专司商货运输之船运公司，竞争商运，得利接济船政，而为了急一时之需，林义哲说动闽浙总督英桂和福建巡抚卞宝第，从闽省岁入当中抽取洋药税接济船政。
而洋药税。便是鸦片税！
众所周知，大乾与英国的两次战争，都是因鸦片而起。中土近代屈辱惨痛的历史，也是从鸦片开始的。
在第二次禁烟战争之后，由于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合法化了，来自鸦片的税收也相应出现并增加了，事实上，大乾政府对于鸦片的依赖性如同那些上了瘾的瘾君子一样，越来越大。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国内便有人提倡“以土抵洋”，在中土各地广泛种植罂粟，与英国实行“鸦片战”。因而使“土药”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大，不久之后，“土药”总产量已经超过进口的“洋药”数量，这样当然也导致了中土国内吸食鸦片者的人数剧烈增长。
尽管如此，鸦片给大乾政府带来的好处也是一目了然的。进口的“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大约有600万两银子，国产的“土药”的种种税捐，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这样巨大的收益，使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痛下决心割弃它。就在那一年，左季皋便提出鸦片加税，他的意思是想要通过加税抑制需要而达到禁烟目的，是“寓禁于征”，但在讨论过程中，官府注重的却是筹款，而不是抑制需求。有人上疏朝廷请求禁烟，但各地地方大员却坚决反对，称此类建议万不能行。有人甚至举出了广东的例子，称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这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即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结果禁烟的提议便就此不了了之。
由于大乾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越来重。尽管禁绝鸦片的呼声始终不绝，但大乾政府每到财政捉襟见肘时，便会想起这鸦片税来。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就是说，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垄断价格，实行专卖，为此大乾朝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一向强烈批评英国鸦片贸易的美国人对于鸦片专卖提出了建议，认为实行专卖的目的应在于控制而不是敛财；应该制定三年鸦片渐禁政策，三年后禁绝，等等。一些人计算后认为，仅仅进口的洋药，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专卖利益更是不可限量。法国人就曾经希望包办中土鸦片专卖，代价是2000万两；德国人也曾打过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大乾地方政府对于专卖热情有加，但最终因为民间的强烈反对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未能实行。但由此也能见到，大乾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可见一斑。
已经熟知天朝上国历史的林逸青知道，大乾帝国岁入最重要的是地租、盐税、厘金、海关税、内地关税、鸦片税六种。各省情况大同小异，当时那种情况，哪怕是由他来当闽浙总督。如果想要解决船政的经费困难，前五项也基本没有考虑的空间，只有鸦片税还有潜力可挖。因此对于当时的闽浙总督英桂和福建巡抚卞宝第来说，增加土药税和洋药税成为帮助解决船政财务危机的不二之选。
但鸦片税对于船政来说。也不是长久之计，将来随着自造舰只的日益增多，仅靠鸦片税也是无法维持军舰的日常费用的，还需要另外再想办法。
为解船政养船经费无着的燃眉之急，朝廷也伸出了援手。下旨谕示各沿海省份日后拨用船政建造的舰只，“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按照大乾政府的这项独特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