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国的士大夫们还怀疑威妥玛等人的动机。他们认为，威妥玛和赫德都是英国人，威妥玛还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策划的建议，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让乾国士大夫们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乾国士大夫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了解的是，其实西方国家与乾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
作为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现代人，林逸青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
威妥玛当时便不讳言，他在《新议论略》里提的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乾国受益尤多。”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乾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议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只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乾国呢？乾国士林把威妥玛的建议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之事业”，无疑失之偏颇（惜乎此等看法，在后世仍是“主流”）！
由于当时的乾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由清廷下发朝臣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可以说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也令乾国的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就在今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目前的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原来有些反对者现在已经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船等等进行的。而有识之士则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如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科举制度，以及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以及策略方面的考虑。他们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尽管如此，也不可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