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义哲派出船政水师舰队借苔湾战胜之机击灭驻守琉球的日本军警。助琉球复国之后。琉球君臣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和纪念之意，琉球国王尚泰上书大乾朝廷，请求将琉球的国都首里改称“守礼”，那霸港改称“怀恩港”，以示琉球永守天朝上邦之礼，永铭“天兵复国”之恩。两宫皇太后见书之后大悦，欣然同意，仁泰皇太后御笔亲书“守礼天门”。仁曦皇太后御笔亲书“怀恩永固”，制成金匾，赐以银印，并赏金币，玉如意，绢绸彩缎等礼物。琉球国王尚泰感激涕零，特意选择吉日举行盛大的更名仪式，并定该日为“怀恩节”。
此时港内云集了各**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均派军舰到贺，但港内的日本和俄国的军舰。却并没有悬挂彩旗，明显不是前来庆贺的。
而夹在日本和俄**舰中间。悬挂着红地白色圆圈十字的萨摩“十字丸”军旗的“富士山”号，则显得格外的另类。
因为这三艘军舰，是来打官司的。
在从乾国福州港出发的俄国运银船被萨摩海军劫夺，护航的俄舰也被击伤后，俄国方面本想出动海军对萨摩人进行报复，但俄国海军出动的话等于违反了中立原则，是以俄国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同萨摩人在国际海事法庭打起了官司，想把被劫的600万两银锭索要回来。
由于事关重大，并且涉及到俄、日、乾三个国家（银子是从乾国购入的，是以把乾国也带了进来），国际海事法庭不敢怠慢，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法庭审理此案，并要求各方派员到场参审，为了能使各方全都到场，在英国方面的提议下，国际海事法庭将开庭地点没有设在欧洲，而是设在了琉球国的首都守礼。
在接到国际海事法庭的文书之后，萨摩方面经过商议，决定由曾经留学英国商船学院，熟悉国际海事法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亲自出面应对，东乡平八郎便是乘坐“富士山”号前来怀恩港的。
在“福宁”号的悲剧传回俄国后，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萨摩人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俄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事部署：舰队副司令弗拉基诺夫不仅派巡洋舰“阿德米拉尔将军”号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米涅”号巡洋舰和“克尼亚兹?博贾尔斯基”号前往搜寻萨摩舰队，要向萨摩舰队问罪。
弗拉基诺夫在发给俄国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比睿’号和‘金刚’号的舰长和那些在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俄罗斯帝国三色旗所遭受的侮辱。”
弗拉基诺夫随即通报东亚海域内的俄国船只，将为他们提供武装护航。与此同时，弗拉基诺夫命令萨摩舰队停止对俄国商船行使搜查权，确保俄国商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骚扰”。
弗拉基诺夫的武装护航计划引起萨摩方面和英国政府的激烈反应。东乡平八郎和大山纲良随即向英国方面提出申诉，并向俄国提出抗议，认为弗拉基诺夫的干预不仅侵害了萨摩海军的应有权利，更与俄国政府中立声明中的条款不符。大山纲良坚决要求俄国政府下令撤回弗拉基诺夫的这一要求，并请英国方面敦促俄国政府下令。
此外，从事件发生到萨摩官方的初步报告出台，萨摩方面走了两步重要的棋：首先，负责萨摩方面外交工作的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按照&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在一周内，萨摩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萨摩军舰“比睿”号和“金刚”号军官、“福宁”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围观者如英国和法**舰上官兵的证词，形成了《关于“福宁”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国际海事法庭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同时，大山纲良代表萨摩政府。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萨摩方面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萨摩海军，则萨摩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大山纲良本人还亲自向英国驻大阪领事重申和强调了这一点。
而俄国方面则是在收集了被萨摩海军击伤的“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上的官兵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交给海事审判听证会的报告。随后俄国领事照会美、法、德、乾等国领事。
就在俄国草拟意见的时候，萨摩方面的调查报告已经送到了几个国际法权威的手里。在这个首次以攻击中立国船只作为战争开端的案例中,专家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剑桥大学教授威尔逊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萨摩方面辩护，认为萨摩海军捕获“福宁”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福宁”号是为俄**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俄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萨摩海军将“福宁”号视为敌船。威尔逊认为战争当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战手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很难做到；“福宁”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萨摩方面能够证明“福宁”号上的银锭是开赴东京应对日本政府的财政急需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萨摩海军将其击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