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睡中的李去病被被喊声惊醒了，睁开眼一看，母亲在焦急地看着自己。看到李去病睁开了眼，李母立即问：“去病，还疼么？”
看着母亲那满头的汗水，焦急的含着泪水的双眼，屁股虽然还是很疼，李去病依然说：“疼是有点疼，但没什么事，就是屁股有点疼，其他地方都不疼！”
“没事就好。吓死我了，我一听说你从树上掉下来就往家跑。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爸可怎么过呀！”时小花眼里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妈，我伯（bai，土话中父亲的意思）呢？”
“你伯和你俩姐去下北地给玉米锄草去了。以后可不敢再上树了，你从那么高的树上掉到沟里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呀！”
“知道了，以后我再也不爬树了！”
李去病看着年轻了将近30岁没有一丝白发的母亲，不禁想起拉那个世界受了一辈子苦，满头的银发、沟壑纵横的脸庞、布满老茧而又很多裂纹的双手，心里不禁一阵伤心，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从床上下来，伸手抱住了母亲，把头埋进母亲的肩头，喊了一声“妈”。
李母从来没有见过儿子这样，而且，儿子的脾气比较倔强，从来不会撒娇，像这样哭着抱自己的事情从孩子上小学后从来没有过，心理不禁一急，道：“怎么了？是不是很疼？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说着就挣开李去病的搂抱的双手，慌忙地上下打量儿子。没发现儿子身上有什么不妥，才说：“怎么好好地突然哭起来了？”
“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哭。”
李去病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些不妥，为了转移话题，就说“妈，今晚咱们吃什么呀？我想吃蒸卤面。”
“好呀，我下地摘豆角，晚上做卤面。”
“嗯，再烧个鸡蛋稀饭。”
“好。你在家歇着，别乱跑呀。”李母说完后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就转身出门了。
看着母亲一瘸一拐地走出们，李去病的心不禁疼起来。母亲的腿是瘸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长七八公分，这导致了母亲不仅走路呀一瘸一拐的，连站立都比平常人难很多，一条腿要拼命伸直踮起脚尖，另一条腿则要稍稍弯曲以保持双脚着地。
都怪那该死的时代，都怪那落后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是不幸的，因为那是个贫穷的时代；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又是幸运的，那是个在逐步变好的时代。——父母辈们苦难的经历是对那个时代真实记忆的一部分，如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母亲出生于1952年，是家里面第五个孩子，在11岁正长身体的时候右腿上长了一个毒疮，那个时代的华夏还是一个农业国——即使在重生时的1990年，华夏依然是个农业国——缺医少药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用母亲的话说：“我们小时候生病了只有一个字：抗！抗不过去留下后遗症就留下了，死了也就死了。哪像你呀，刚满月就得了重感冒，公社里用药也用错了，给你打了阿托品。你差点死了，还是你爸用架子车拉着咱们俩一路跑到妇幼保健院，到医院的时候你全身都紫了，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医生给你全身扎上针，又给你打针，把全身的针拔出来后你才会哭。要是在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你早就死了！”所以，母亲是不幸的，在长身体的发育期遭遇毒疮，虽然最后看好了，但拖的时间有点长，影响到了发育，最后导致一条腿发育不好，两条腿相差了七八公分。病好后去学校上学，被同学们嘲笑。就没有坚持下了，开始在田里辛苦的劳作！
父亲生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父亲记事起就有了土-共，就知道主席，并一直敬爱主席——正是因为主席领导的土-共的到来，父亲才会上学——虽然才上到小学四年级，但那是父亲觉得家里穷，不想拖累家里，就主动下学了。不像大伯，由于出生在1941年，年龄大了几岁，农村办小学的时候都12岁了，就一天学没上过，只读了扫盲班。
父亲兄弟四人，没有姐妹。家里本来就穷，再加上四个大小伙儿，就更穷了。要房子没房子，要钱没钱，要东西没东西，要文化没文化，所以，虽然兄弟四人都白白净净，长相也都很不错，但婚事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大伯1941年出生，1973年随生产队去隔壁平顶山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市”）修水库，被石头砸中去世，去世时未婚。
父亲和母亲结婚是74年春节——一个大龄男穷人和一个较大龄女残疾的结合。这就造成了别人的看不起甚至歧视。是呀，两个没文化的穷人组成的家庭，一个还是个瘸子——谁能看的起？都是在憋着笑看笑话。
母亲是知道别人在看笑话的，但是没办法，生产队时候的农村人只有3个出路——上学、当兵、招工。但这3个办法都不适用于这个家庭，也只能够过一天算一条。所以生产队的时候母亲一直是拄拐的，自己轻松一点，身体也没那么累。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后，母亲就扔掉了拐杖，努力地让自己可以不用拐杖走路。努力地在田地里奔波、辛劳——基本上父母是挨着的几个队里在地里时间最长的，去的最早，回来的最晚。就是要证明：我们是穷，但我们的穷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会过好自己的日子。
母亲的要强、母亲的勤劳、母亲的拼搏影响很大，在重生的1990年，家里已经不是队里最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