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任何事物发展均存在定数与变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其发展轨迹有规律可循，同时也存在不可测的“变数”，往往还会适得其反，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影响事物的发展，说明事物的发展具有复杂性。
如果李南愿意安分守己的在阳谷县当一辈子小小的狱卒，那他这个来自后世的灵魂或许不会对大宋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
想要办事必须要有钱，李南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大宋多如牛毛的山贼盗匪手中，中期的资金来自于高官富商，后来则是依靠贩卖交趾、广南西路、占城和大理等地的物资来获取的。
说起宋朝给人的印象就是很有钱，现在人说起宋朝都会冠以富宋二字。但是这么有钱的宋朝却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宋朝时期的百姓起义是历朝历代最多的。
犯罪一般是个体或者小型团伙所为，而造反却一定是多人组织形成的。
造反在历朝历代都是杀头的重罪，所以不是到了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没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干这种事，但是为何豪富的大宋却依旧有百姓不断的造反呢？
宋朝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历代王朝最多的，南北两宋统治的时间是三百二十年，史书中记载的起义就发生了四百三十四次，一算下来平均一年爆发一点三次，这样高的频率堪称历代最强。宋朝的农民起义从建国开始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古代国家都有四民，分别是士农工商，在宋朝士大夫阶层绝对是最为豪富的一个阶层，其次是工和商，而最贫穷的还是那些占总人口七八成甚至九成的农民。
这些农民种地的产出有限，但是他们却要承担国家最重要的两税。
面对王安石好心办了坏事的变法，那些拥有高薪却绝不廉洁的官吏，还有永远钱都不够花的艺术家皇帝，农民们把能给的都给了，给不了就卖房卖地，最后实在活不下去了，那就只有造反一条路了。
没有土地或者是遭灾的农民就会变成流民，而大宋的官府便会就之将之招安，并且编为厢军，以至于出现了百万军队。
将流民变成厢军，有了饭吃的流民确实不造反了，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供养越来越多的军队，用金钱跟辽国换取的和平，总是开启战端的西夏，贪得无厌的官吏和皇帝，广大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吃不上饭的他们只能造反……
李南在东京城为了买官，也是为了以后开创基业曾经玩了一个很可怕的招数，那就是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受害者更多，影响面更广，危害程度更深，隐蔽性更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
后世哥伦比亚的金字塔骗局，曾经骗了两百多万人，麦道夫案件共计骗取了六百亿美元。
当庞氏骗局出现在大宋后，迅速就在东京城红火起来，那些先期得到高额利润的受骗者，马上成为了这场骗局最忠诚狂热的拥趸者，将更多的人带入到这场骗局中。
李南从给蔡京等人送钱买官，一直到广南西路赴任，建立军队，购买兵甲战马，使用的所有花销都是来自于庞氏骗局，可以说他几乎将大宋百分之四十的富人家底都给掏空了。
虽然李南心存怜悯，针对的受骗人群都是那些富裕的勋贵官吏和豪商等阶层，但是当庞氏骗局炮制出的那个大海商消失不见之后，所有受骗的人，在伤心绝望之后，开始将这些损失转嫁出去。
在李南进入团战世界的这三年中，大宋的各项苛捐杂税相比较以前来说多出了三成，这都是那些损失惨重的勋贵官吏，富商地主阶层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想出的办法。
原本应该在数年之后才会出现的大规模造反事件，因为受到李南的影响提前了。
宋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长期积压在胸中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些人在宋江和三十六位头领的领导下，铤而走险，武装聚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随后这支农民队伍正式宣告起义造反。
鉴于大宋朝政腐败，对外献币乞和，对内恣意搜刮，农民苦于繁重赋税盘剥，以至于流离失所，所以宋江造反之后，前来参加的人数甚巨，军队的数量不断攀升。
随后宋江率众转战青、齐，濮州之间，攻陷了十余郡城池，惩治贪官，杀富济贫，开仓放粮，一时间声势日盛。
如果说宋江玩的只是毫无政治纲领的小打小闹，那东南方两浙路发生的事情就严重了。
宋徽宗赵佶爱好广泛，不但喜好美人书画，他还喜欢花石竹木。所以就在江南设“苏杭应奉局”，派众爪牙到东南各地，搜刮民间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用大船运向汴京，每十船组成一纲，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石纲”。
睦州青溪县多产竹木漆，是应奉局重点酷取之地。这种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尤其是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赤贫者身上，让这些人深受剥削压迫之苦。
面对残酷的官服，众多百姓心总愤怨，就在此时，信奉摩尼教的方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