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姚河以西地区里的宋人和宋军全部撤离。
那里地势太高，天气苦寒，地薄不易耕种，而且，少数民族的人数也要远远多于宋人，实属鸡肋之地，宋人也不是很适应那里的环境。故此，蔡道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
对此，王厚也并未坚持，其实，当初，他的父亲王韶根本就不同意在那里另外开设一路。只是宋神宗有些好大喜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君臣二人之间便有了间隙。
一代儒将最终功高不赏，这一点当年随同王韶一起开辟熙和路的王厚自然是知之甚详。
熙和路经略使王厚就非常配合、很好地完成了蔡道交与他的这个任务。
姚河以西的宋人本身也就不多，执行起来非常的容易。而此地的少数民酋长和百姓们，其实也非常欢迎蔡道的这个新政策。少了宋人的直接管束，只需表面上臣服宋人即可，对双方都有看出，也免得再出现文官残害当地的百姓或者酋长而引起的反叛。
对于没有统一国家的边境少数民族而言，边境上大部分武将不愿意挑起与他们之间的争端。而王赡则是个列外，这位名将王韶手下重将王君万的儿子，是一个有种谔挑起边境战事本事，却没有种谔才能的将领。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西军这锅好汤里的一国老鼠屎。
一不小心，就会坏了王厚好不容才调合好青唐地区宋人与吐蕃诸部之间的关系。
因此，蔡道早早就命人将其调往了广南西路最靠近大越国的邕州，你不是有本事吗？那就让他试着挑动大越国再来一次入侵之战。
蔡道除了想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之外，对北方的土地完全无爱。收回的越多，就要修建更多的长城，以大宋朝的军事制度，根本就无法维持庞大的边军队伍。即便是西军，原本西北的确只有两路之地，如今却被非成了熙和路、泾原路、环庆路、鄜延路、永兴军路和秦凤路。
这六路兵将互不统属，在孙觉没有执政永兴军路之前，整个西北所需的粮食也一直需要从京师运送。即便是后来，关中平原粮食收入大大增加，其余五路所需的粮食也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当然，随着宋夏之间罢兵，边境之上归于和平。西北地区更加适合实行蔡道之一把火——将整体西北地区全部的地主阶级完全消除。
其实，西北地区的地主阶级大部分都是西军里的中高级将领，对付这些人，只要给了他们足够的利益交换，他们是不会抵触才的这一政策的。而西北地区的文官集团，蓝田吕家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蔡道当初建议赵煦直接罢免了吕大防，却给了吕家面子，吕大忠也识时务，将整个家族迁往了荆湖南路。相应的，西北地区，以吕家为，关学弟子为主的文官集团主动顺从了蔡道的政策，将家中多余的土地卖给了官府。
新的税收政策也得意在京畿地区和西北的确最先推广实施。
蔡道刚一上任，就着手颁布并实施了一套新的赋税制度。
他并没有选择直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强行在各地事实新的赋税制度，而是采取以往的方法，以点带面，找准了几个试点的地区，逐步推广。
当然，这套新的税收制度，蔡道在自己担任三司使的时候，也只打算在长江中上游以北，淮河以北的确推广。至于以后，是否在南方推广它，那就要由新皇帝自己去做判断。
新赋税制度被命名为‘新均田制’。
实际上，无论是西晋的户调法，还是唐初的租庸调法，都是脱胎于曹魏时期，曹操颁布实施新的有别于汉法的赋税制度。
三国志魏志武帝记中记录可这么一段话：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这句话就详细描述了曹魏的赋税制度，而它相较于两汉的赋税制度，有两点很大的不同。
第一，汉代的土地税是按土地的收获量分成征收，如十稅一、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等。而曹魏的土地税则直接按亩征收定额赋税，每亩只收四升。
曹魏的土地税征收是个比较明显的进步。固定里每亩征收的具体粮食数字，某种程度上，可以激农民想方设法增加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这也给了北魏那本《齐民要术》的成书提供了基础。
当然，当时的曹魏是以曹操在北方大力推广屯田制度为骨干，因此，真正受惠于这个土地征收税的，并不是大部分普通老百姓，而是那些在战争中保存下来的地方豪强。
因此，那些屯民所要缴纳的赋税还是非常重的。曹操在屯田时，能够每亩征收五六成比例的收成。
第二，汉代的对于成年百姓和未成年的百姓都要争取固定金额的金钱税收，被称为‘口赋’和‘算赋’，而曹魏的户口税是按户出绢二匹、绵二斤。
这也就是将征收钱币改为征收实物。
先开始，确切的说是汉武帝之前，朝廷对于征收的年龄和具体数额都比较轻，后来，苛刻起来，也为了同匈奴战事的需要，朝廷开始征税的百姓年龄是越来越小，而两赋征收数额却越来越多。
这也就是南阳地区因为丁口税过重，导致百姓们无法养育多余的孩子，溺毙婴儿。后来，来了邵信臣和杜诗主政南阳后，主动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导民向善，这两位好官，就被百姓们成为父母官。
土地有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