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肯定是不会阻拦地方主官这种主观上想要利民之举动的。
新的农田水利法其本身也并不是为了妨碍地方主官治理地方。而是在制度上增加了一道防火墙。尽力阻止那些没有什么本事却好大喜功的官员举着造福乡亲的口号，坑民害民。
这种举动在后世的官场也屡见不鲜，何况，不懂技术却爱瞎指挥的官员比兴建形象工程的官员危害更大，富弼的六塔河工程，就是如此，贾昌期虽然和富弼争夺丞相的位置，可阻止兴建六塔河工程本身并没有错。
因此，地方的主官想要得到工部的认可，
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认真并且按照要求完成项目规划书。
为了怕地方官员不懂得该如何写，蔡道特意写了一份范本，并且印发到了全国。
其中的内容，包括了工程目的、预计整个工程所用的时间、人数，以及所学要的物资和钱财总量。像以往苏轼那样不计成本的修建苏堤，以后不会在发生了。
第二、敢于承担责任。
兴修水利工程，谁也不敢担保就一定会成功，哪怕发起这件事的人的确是出于好心。可往往好心就会办了坏事，何况，这些地方主官并不是专业人员，他们只是死读书的书生而已，完全就不懂得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物资，和最合理的人力来完成一项工程。
有功会赏，有过自然就要接受惩罚。
所以，这个新的农田水利法其实并不是在限制地方主政官员的能力，而是要让他们深刻体会到权利和责任是同等重要的。
有能力，而有敢于承担责任的官员，再有工部技术官员协助之下，修建任何工程的时候，自然是事倍功半，可是，如果，没有一点承担责任的意愿的官员，那就还是乖乖呆在位置上等待任期的结束吧。
市易法也保留了下来，这条新法在王安石颁布的时候，其内容就是汴梁城里设置市易务，专门负责出钱收购市面上那些滞销的货物，而在市场上，这些货物短缺的时候，市易务再将囤积的货物再卖出去。
这样做，既保护了小商和小农经济，也压制了巨富豪商们囤积居奇的打算。
不过，这一次，章惇却主动限制了市易务的职能范围，通俗的说，就是限制这机构购买货物的范围。而且，市易务同青苗法一样，只在京畿范围之内施行，而市易务也只有汴梁城中才有。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是民生小事，却也是国家大事。
衣物和布匹就是大事，市易务初始阶段必须要大力控制麻的货源，以及囤积大量的成品麻布。
等到蔡道将棉花种植大范围推广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么做了。
而到了那个时候，京城之中那些妇女大军们也会得到一个非常适合她们养家糊口的工作——纺纱、织布、做衣服。
市易务就不参与锦帛的交易了，老百姓就是买一个丝绸做得手帕或者头绳都嫌贵，哪敢去做衣服啊！所以，最佳的方法就是听之任之，谁爱囤积这种商品，都随他。
这个时代，蚕丝做得衣服太贵，而麻的产量实在是太低，在后世也许是做衣服的上佳材料，可在这个时代，还是不及棉花的优势。
对于那些平头老百姓来说，这个时代，衣服最重要的用途，其实就是保暖而已。
食物更是重中之重，各地通过常平仓，来调节当地的粮食价格，而京城就由市易务来管理粮食的价格。而实时监督常平仓的运作，则更是成了派驻到各地的御史们一个首要的任务。
住和行，暂时市易务不会去管。因为，赵煦已经在心里下定了将都城迁往洛阳的打算。所以，本质上来说，汴梁城如今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扩张的前途，还不如听之任之。
不过，有一点，市易务做出了一条极为严格的规定。
凡是来汴梁城中贩卖木材的商人，必须出示所运送木材的产地，以及官方证明。这项工作差得非常严格，这是为了防止这些木材商人到关中大肆砍伐木材，再到汴梁城中贩卖。
一是因为这个时代，西北地区，比如后世榆林和延安地区还是林木繁多的宝地，只是后来在北宋和明清时期不断的砍伐，才让榆林有得地方变成了沙漠。不论是盖房，还是造车，都是需要木材的。
新法颁布之后，任何买卖木材的生意，必须经过合法的途径，一旦发现有任何人私自购买黑市交易的木材，哪怕拔了房子，也坚决要杜绝此时。
赵煦能下这个规定，一方面是因为蔡道的一再坚持。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蔡道的堂兄蔡玄，在北洛河一呆就是近十年的光阴，他在那里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好了，以至于在他离任的时候，整条北洛河流域的百姓们都自发的为这位父母官送行，那种场面，震惊了天下所有的官员。
万民景从都不足以形容那一个时刻的壮观场面。
也就在那一天，整条北洛河突然变得几乎清澈见底，所谓的泾渭分明中的泾河和北洛河一比较的话，都是相形见绌。
对于这一点，张叔夜和宗泽在离任，路过北洛河，见到此情此景的时候，也都是深自懊悔不已。
他二人一方面纷纷写信给蔡玄，向他询问经验。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也写给孙觉老爷子，在信中，他们坦承自己当年还是错怪了孙觉，要知道，当年孙据按照蔡道的提议，也曾给了他们二人有关的建议，可是